【談抗議行動】為何「太陽花」與「反年改」,社會輿論差異會如此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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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幾天前,台北市政府還因世大運售票不佳的問題,在市議會被叮得滿頭包,上週六世大運的開幕日一過,全國焦點卻轉移到與世大運完全不相關的年金改革抗議者身上。而柯文哲市長也順勢召開記者會,甚至語出驚人「王八蛋」,在中外媒體前批評抗議者扯台灣後腿。

一夜之間,台灣更出現了網路上的「挺世大運」熱潮,實在頗令人錯愕。

不過更令人錯愕的,是部分反年改團體與其支持者,在飽受抨擊的同時,卻紛紛堅稱「行動完全達到國際宣傳效果,不需要在乎酸民」。面對批評聲浪,更動輒搬出「太陽花運動」來作為擋箭牌:「覺醒青年可以佔領立院阻擋立委進場,我們為何不能阻擋世運選手進場?」是他們口徑一致的說詞。

當然,多數人並不認同將「太陽花」和反年改團體這次的抗議行動進行類比,但既然部分人士堅持這個論調,今天筆者就一一從以下幾點,來討論兩者之間的差異──

為何「太陽花運動」佔領立院,後續活動卻能得到數十萬人走上街頭、遊行聲援;反觀這次「反年改團體」阻擾世運選手進場行動,卻只遭到網路上的一片罵聲:

一、從「抗議行動」的法、理、情來看:

民主國家的所有成員,都有參與政治活動的自由,我國憲法也保障人民有集會結社、陳情抗議的自由,這點應該多數國人都了解。

然而陳情抗議的功能,除了讓抗議者發洩怨氣、表達意見之外,若陳情抗議者真的想要扭轉政策走向,而非只是「取暖自爽」,那就必須透過其訴求與行動,獲得社會相對多數人的認同──這是民主社會中不變的道理,也是古人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

以太陽花學運為例,當然其「陳抗手段」上也有衝撞、破壞公物等不法行為,但我們先分別就傳統上常講的「情」和「理」兩項來看此事件:

「情」:抗爭發起人絕大多數是大學生族群,在台灣社會中,普遍仍視學生為「小朋友」,「犯點錯是可以被原諒」的,再加上台灣有著從黨外抗爭時期的「學運」歷史,光是主要抗議者的身份上,就較能引起一般民眾的「同情」或「包容」。

「理」:當時立法院疑似以黑箱手法通過服貿相關條款,失「理」在先。加上當時台灣對於中國經濟入侵、「以商促統」的疑慮越來越深,更重要的是,太陽花學運「佔領」的立法院,正是所謂「黑箱」的發源地,在抗爭手段上,相對能夠讓人覺得「未必同意,但他們也有其道理」。

反觀阻擾世大運開幕的反年改抗議者,在「情」上,這些人目前在社會中多數屬於中所得以上的階級;年齡亦偏中高,早已是「大人」甚至「長輩」,一般人相對很難接受這樣的人,做出違反社會秩序的舉動。

而在「理」上,民選的新一屆立委才剛依法三讀通過《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等年金改革相關法案不久,反年改團體卻在世大運開幕式這個與之毫不相關的場合,透過阻止選手進入會場,聲張其訴求,多數國人當然難以接受,甚至感到憤慨。

民間傳統上,常認為做事必須兼顧情、理、法。誠然,民主法治社會之中應該以法律優先。但這次反年改團體抗議的法律問題,或許不是一般民眾說了算(但若打傷員警當然違法),但在情與理方面,立場早就喪失殆盡,那裡能冀求全國多數人民支持他們的訴求?
 
二、從抗議隱含的世代問題來看:

不無諷刺的是,這次世大運會場外抗議的中老年人族群,與準備出賽的學生運動員,恰好呈現強烈的對比。

而更深一層看,當年由年輕學生發起的太陽花運動,及今日由中高齡族群發起的反年改運動,背後其實同樣都有不同世代,基於對於經濟利益分配的不滿,所引起的憤怒情緒。

然而,當台灣經濟從以前每年 5% 以上的成長,到了現在,在人口老化及產業外移的宏觀限制之下,往往只能企求 2% 左右的成長──當日子過得不好、資源分配不均時,這些平均月領超過年輕人數倍的老人家,再去講什麼「信賴保護原則」,其實只會讓年輕人充滿相對剝奪感,更加怨恨而已。

我不喜歡用「世代對立」這種簡化的名詞,去描述這類現象──因為不同世代價值觀本來就不同(一般年輕人沒有大量資產,但風險承受度高,肯衝肯拼才能生存;而有財富、地位的老年人,當然較傾向守成)。

只是目前台灣的現狀是:年輕人在高齡化社會下,人均負擔不斷提高,加上房價高企、薪資停滯,幾乎已經到了普遍成為「新貧族」的狀態。相較之下,退休軍公教等高齡人士,在年輕人眼裡有房有存款,「已經過得很好了,還出來抗議,」自然格外容易成為箭靶。所以孔子說的「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非常值得在場抗議的人士深思。

誠然,若能光靠「興利」,而非「重分配」,就能解決目前年金面臨破產、台灣青年受低薪壓迫等種種結構性問題,絕對會比目前彼此對立「搶餅吃」的情況,要好上太多。

但在目前的環境限制下,若非要選擇不可,建立一個讓年輕人蓬勃發展的台灣,絕對比一個「讓年輕人受到壓抑的台灣」更有希望。

三、抗議手段隱含的「尺度感問題」:

誠如本站的讀者投書所寫,我們常對許多公共議題的「尺度感」有問題,或者說這其實是「認知層級」的問題──也就是處理事情的尺度錯誤,通俗點來說就是「殺雞用牛刀」(當然「殺牛用雞刀」也是)。

不過這篇讀者投書主要關心的,是國人面對「國際場合」的尺度問題,然而就我看來──正是因為我們看待國內問題的尺度時常就有錯誤,所以才會衍生出國際觀的尺度問題。

以台灣的天災為例:天災對生命財產的傷害是可以分等級的,但每次發生天災,多數人的看法就是「總統應該到現場勘災」,卻忽略了到現場勘災可能反而妨礙救援行動,或有可能讓總統更看不清楚全局。

而台灣現在的狀況,更常常是「總統做縣長的事、縣長做鄉鎮市長的事、民意代表做你家鄰居的事(跑紅白帖)。」

為何會這樣?原因就和綜藝節目常有的一句台詞一樣:應觀眾要求。而就是因為「觀眾」(在民主國家就是有投票權的公民)不知道總統、縣長與民意代表分別要做什麼且不宜做什麼,媒體也拼命造神或針對小事大做文章,對公共政策毫無評析解讀的能力或意願,長久下來,這些政治人物自然可以光靠做做表面功夫,渾水摸魚、安全下莊。

一個缺乏「尺度感」,「認知層級」失調的社會,也很容易將小事無限上綱,或將重大議題輕輕放下:這一次的抗議行動顯然就屬於前者──要抗議要表達訴求當然可以,甚至我認為就在世大運的場外和平抗議也行,但阻擋運動員進場甚至毆打警察,顯然就是「尺度感」完全錯誤了。

最後,希望這一次的風波結束後,大家能夠將目光轉移回到世大運本身的賽事上。大家都能在世大運看到精采的比賽,與動人的運動家精神──這才是運動員與觀眾,參與這場國際運動賽事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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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劉書辰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Images By Kenny@shutterstock

作者大頭照

盧冠安/台灣青年的世界之窗

小時候立志做個動物生態學者,因此大學和研究所就讀生物相關科系。當過生態保育團體的CEO,目前擔任獨立理財顧問(不在任何企業上班,獨立提供投資諮詢服務的顧問)。身在台灣、關懷世界,興趣廣泛,對生態、經濟、政治、歷史、文化都有興趣,一生只為追尋宏觀世界的真理,並希望這個專欄可以讓台灣變得更理性且更能宏觀思考。
個人臉書:盧冠安
著作有《超越景氣的投資術》《物價上漲更好賺》《超越股災直接獲利》《未來十年最好的投資機會》
台大生態所碩士畢業,以全球觀點配合生態學的系統論和循環論,觀察世界經濟的運作
現為獨立理財務問、自由投資人、生態觀察者、中東直送(伊斯蘭商品販售網站)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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