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只停留在吶喊:旅歐 10 年見證時代,「那些德國社會教我的事」──專訪台大歷史系教授、促轉會委員花亦芬(上)

別只停留在吶喊:旅歐 10 年見證時代,「那些德國社會教我的事」──專訪台大歷史系教授、促轉會委員花亦芬(上)

採訪、撰文:林欣蘋/換日線編輯部

「我們的一生,扮演了很多不同的角色,我既是學者、也是老師,更是這個國家的公民,如何將這些角色結合在一起,是我一直在思考的課題。」

春日午後,陽光正盛,穿過百葉窗,層層斜照在一室的原文書上。這是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位在文學院一樓的研究室。提起花亦芬,許多人想起的,往往不是她教學的身影,而是她在一個又一個公民集會、運動現場,全神貫注的表情。

她是學者、也是教師;是作家、也是「部落客」;是黨產會委員,這個月更多了一個新身分──行政院轄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促轉會)委員。身兼多職的她,專業明明是藝術史,卻因近年來大力推動轉型正義,亦被不少人認為是台灣專研德國轉型正義的第一把交椅。

在陳抗現場,她手拿麥克風,對著政要與群眾們慷慨陳詞;離開公眾視野,個頭嬌小的她踩著高跟鞋,「不辭路遙」的從研究室繞到文學院門口,唯恐記者在偌大的台大校園裡迷了路。

研究室裡,她坐得端正,聆聽問題的神情,一如往常的專注。問她忙不忙、累不累,怎麼會有這麼大的使命感,一個人做這麼多事情?

她露出有點靦腆的笑容:「這都是德國社會教我的。」

花亦芬教授。圖/花亦芬專欄 

1989 年赴西德留學,見證時代印記

回想起將近 30 年前的德意志歲月,花亦芬的記憶座標,精確得不可思議:

1989 年是記憶的摺線、自由與威權、解放與封鎖間的一道分水嶺。

那年盛夏到初秋,台大的校園裡,瀰漫著前所未有的自由空氣:兩年前,台灣終於宣布解嚴;兩年後,即將畢業的學子,無不歡欣嚮往那等在校園外的嶄新世界。

然而,對岸無預警爆發的天安門事件,不僅在國際社會敲響了一記警鐘,更喚起那蟄伏在剛解禁的台灣社會底下,關於民主的創傷記憶。那些即將奔赴遠大前程的畢業生,紛紛在校園裡發動聲援、在媒體片斷不全的訊息中,摸索、拼湊著重重迷霧背後的所謂「真相」⋯⋯。

那一年,花亦芬甫從台大歷史系畢業,正準備前往西德科隆留學。回憶起這段出國前夕的歷史變奏,她說,那不僅僅是時代的印記,更是當代青年的生命印記:

「我們這些五、六年級的『野百合世代』,透過六四,很清楚的看到台灣跟中國的不同,更讓我們對台灣的民主,有一種很特殊的、屬於我們那個世代的期待與關心,這份關心是自然而然的,也是一輩子的。」

同年 9 月,她帶著對民主未盡的提問,進入科隆大學德語班就讀。

湊巧的是,就在她的住所附近,收容了一批「六四」時流亡到德國的中國學生,其中一個人是記者。他偷偷帶了很多當時在天安門拍的膠卷,到德國後才沖洗出來,「看到那些照片,完全印證了當時我們在台灣聽到的新聞報導⋯⋯。」花亦芬說。

更巧的是,就在一個多月後,國際媒體的鎂光燈,從中國北京,迅速的轉移到歐洲── 11 月 9日,那橫亙在兩德中間近 30 年之久的柏林圍牆,在人民激情的吶喊聲中倒向歷史。年紀輕輕的花亦芬,生平第二次,置身時代的重大轉折,更在同一年間,看到兩個國家背道而馳的政治路徑:

「我記得的很清楚,那時候,西德的人還會到布蘭登堡門前,只要有東德人經過,想來看看西德,他們就會給對方一百馬克,大家都很開心⋯⋯。」

「雖然統一之後,很多問題開始出現,但不論如何,民主統一的確讓德國的轉型正義,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一方面是東德的轉型正義,另外一方面是 1990 年後,面對納粹歷史的轉型正義。他們透過處理轉型正義,讓整個國家帶著東德,一起脫胎換骨。

德國求學 10 年,花亦芬見證了「秘密警察檔案開放法」的通過(1990 年 8 月 24日)、「國定納粹受難者紀念日」的實施(1996 年 1 月 27 日)、「蓋世太保總部」轉型為「恐怖政治地形館」(Topographie des Terrors,1993 年開始施工,直至 2010 年方告竣工)等等──這些作為「旁觀者」的觀察與體會,都在花亦芬的心中,埋下了未來持續深研轉型正義的種籽。

台大校園。圖/richie chan@shutterstock

也曾質疑、抗拒體制,選擇自己找尋答案

然而,說起當年為什麼會去德國,花亦芬的答案,可不是為了觀摩轉型正義,而是──「德國的環保」。

她笑著解釋,她從大二開始,就在台大外文系,向鄭芳雄老師學習德文。適巧鄭老師是 1968 年以後前往德國的留學生,對當時社會文化的變遷特別有感,經常與學生分享當代德國見聞。另一方面,時值全球社會運動方興未艾,德國綠黨在 1980 年應勢而生,以環保為最大訴求,影響遍及國際。

「我們在台灣聽到很多德國的環保運動,而環保運動又連結到年輕人所帶起的文化。所以當時對德國的嚮往,除了對他們文化的好奇之外,也想看看一個環保做得很好的國家,到底長什麼樣子?」

再說得更嚴肅些,花亦芬之所以選擇出國讀書,最大的原因,還是對台灣教育體制的不滿。自幼早慧的她,熱愛閱讀與寫作,得利於父母開明的教育,她經常沉浸在課外書的世界、從來不缺買書錢,更毋須迎合父母對課業的期待。

國三時,面臨第一次升學考試,她卻開始對這種追求分數與標準答案的學習方式產生質疑。與一般青年不同的是,花亦芬不僅抗拒體制,亦拒絕被負面情緒所困,她主動向外求援,竟讀起了政大心理系吳靜吉教授的「教育心理學」相關著作。

「我想要了解:我的不滿意、我的反抗,究竟來自於哪裡?它是有根據、可以用知識理解的嗎?讀完青少年心理學後,我相信我的不滿足是有道理的,但我也知道自己當時能做的,是先把自己發展好,以後有機會走出去看看,再回過頭來幫助台灣。」於是,她在體制裡「生存」了下來,一路以優秀的成績考進北一女、台大;但那顆叛逆的心,卻一刻也沒停止對理想教育的追求。

「後來我常常跟學生說:你如果對這個社會有不滿,我覺得很好,但是你不要只停留在吶喊,你應該要去了解你的不滿足、你的憤怒來自於哪裡、是否能有相應的行動?」

「世俗」與「理想」,並非不能並存

考進台大歷史系後,豐富的校園生活,更加深了她對知識的熱忱,除了系內必修,她還一口氣修了心理系、人類系與哲學系的課,並在通識教育甫實施之際,選修了音樂史。儘管家就在台北,寒暑假期間,花亦芬仍自願留在校內圖書館自學,滿足自我對知識的想像。另一方面,她在台大唸書之餘,亦跟隨外校美術系老師學畫,因而常戲稱自己在台灣唸的是「1.5 個大學」。

正是因為這樣多元的學習背景,及其所蓄積的人生能量,讓她多年來堅信:一個人所修讀的科系,不應也不會成為其探索知識的限制。如今為人師表的她,經常鼓勵文學院的學生,「不能因為讀文學院,就只懂古代或自己學科內的東西。」

說到這裡,她不禁感慨:很多學生抱怨文學院畢業後工作難尋、待遇不佳,或者台灣是『鬼島』,只有向外找出路──出國讀書「鍍金」或就業一途,「但其實根據我的觀察,台灣缺乏的未必是就業機會。我常接受歐洲媒體的採訪,聽說過不少歐洲企業,因為中國的政治情況不穩定,而想把中國的企業總部或工廠搬到台灣,但卻發現我們的教育,並沒有辦法培養那種可以很快跟全球性企業接軌的人才。」

她認為,根本的原因在於台灣的教育設計和年輕人自己,都沒有準備好和市場連結,兩者互為因果,形成惡性循環:

「教育的設計上,中學 6 年說穿了就是為了升學,並不能真正培養學生對知識、文化的好奇。而當這樣的青年進入大學,大學教育就面臨了更大的問題:一方面,大學老師必須肩負起『打破學生只認定標準答案』的學習跟思考模式──這本身要花上一、兩年的時間,所以大學教育的成效並不好。

二方面學生累了,沒有動機好好讀書,任自己『辛苦 6 年、玩耍 4 年』,畢業前夕,對未來毫無頭緒,只能順從主流價值,繼續考試、唸研究所,彷彿進入研究所以後,又可以暫時不必思考未來了。」

反觀德國大學與台灣,最大的不同,就是幫助學生及早連結學業與職涯:

花亦芬說,自己在德國大學的第一堂課是藝術史導讀,當時,老師逐一詢問修課學生:「你畢業以後要做什麼?」再根據每個人的回答,分別提出修課與實習建議──這個過程,被稱為 Orientation。

但往往在台灣,這樣「過份實際」的做法,會被說是功利的、沒有人文價值的,令花亦芬相當不解:「為什麼好像只要講到就業,就必然是世俗取向的,而人文價值是只談理想,不談現實的?德國讓我看到,這兩者可以同時並進。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在大學的時候,就很清楚自己人生的軌跡,可是至少這麼做,讓學生更了解現實與學院的關係;也因此,德國文科學生的就業情況普遍非常好。」

換言之,花亦芬認為,台灣社會應該把大學生當作成年人看待,也應該要求學生用成年人的態度,看待大學的學習,為自己的未來鋪路:「我常跟學生說,大學正是銜接你進入成人世界的最後一個關卡,你處理得越好,未來的人生路就會越順。若離開學校才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壓力就會隨時間增加。」

「這樣看來,問題並不在你在國內抑或國外讀書/就業、取得學士還是碩士學位,而是你有沒有得到比較多元的啟發,讓你可以在進入職場之後,順利的轉換你的能力?你有沒有為自己做準備,讓自己既可以獨立工作,也可以在團隊裡快速的學習?最根本的是,你到底培養了自己對什麼領域的熱情?

花教授曾經就讀的科隆大學。圖/shutterstock

異鄉奮鬥 10 年、穿梭在 5 種外語間的學術生涯

大學 4 年,花亦芬無疑養成了自己對藝術文化的熱愛。她語帶浪漫的說,去德國留學,之所以選擇藝術史,是為了「配合我環遊世界,四處探訪文物古蹟的興趣與夢想。」

科隆大學的藝術史系要求嚴苛,每年只招收一名外籍生。「很多台灣人會把藝術史誤解為一種『怡情養性』的學科,但對德國人來說卻剛好相反。一方面,他們對外文的要求非常多;二方面,藝術史研究需要同時具備的知識種類也多,所以整體而言,唸書的時限會比社會科學或管理學還長。」

在德國讀藝術史,具體到底有多難?

1999 年以前,德國的學制尚未與歐盟統一,並沒有所謂的大學學位(Bachelor),文學院 7 年,取得的是碩士學位。較嚴謹的學校如科隆大學,在進入「高級討論課」(即現在的碩士)階段之前,需先通過「中間考試」。

申請藝術史系中間考試的資格,除須具備德文、法文、英文等 3 種外語能力之外,還有「小拉丁」。通過中間考試之後,考驗也還沒結束──需再根據個人碩士論文需求,加入一種新的語言。花亦芬因為研究義大利文藝復興,所以又學了義大利文,再兼「大拉丁」(註)在所有語言均非母語的情況下,還須兼顧專業課程,學業的困難程度,可想而知。

她對大一的第一次期末考,印象尤為深刻:光是第一天考試,就用了 3 種不同的語言。那時同學見了她都問:「你怎麼像個遊魂一樣?」她只能苦笑:「我也不知道現在的自己,到底活在哪一個語言的世界。」

儘管辛苦,花亦芬卻說,正是因為吃了這些「苦」,反因此「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學術之路:「因為有這麼紮實的基礎教育,所以在研究這條路上,就像倒吃甘蔗,越來越覺得甘之如飴。基本能力具備之後,其實可以看得更多,不會為了寫博士論文,就只懂博士論文的東西,而能夠在生活環境裡觸類旁通。」這對相信多元學習的她來說,無疑是一大收穫。

人們或許會問:是怎樣堅忍的「心理素質」,支撐她在異鄉奮鬥 10 年、穿梭在 5 種外語間,仍從未萌生過放棄的念頭?

花亦芬說,自己的初衷,只是渴望多了解德國人做學問的方法,從未抱持「非得把博士唸完不可」的心態。她更坦言,「拿學位對我來說,不是這麼重要,我覺得一種比較自由的人生,應該是你不必害怕你如果沒有這個工作、如果沒有這個學位,你的人生就完了;相反的,你仍然可以追求許多其他事情。」

(未完待續,訪問下篇請見〈像海洋一樣思考:傳遞所學打破迷思,「一些我想為台灣社會做的事」──專訪台大歷史系教授、促轉會委員花亦芬(下)〉)

註:花亦芬解釋,中間考試十分嚴格,又只能考兩次,沒考過便完全沒有學位。所謂的「小拉丁」要能讀凱撒的作品,如《高盧戰記》;「大拉丁」則要能讀西塞羅等級的作品。小拉丁考試,會挑一段約 90 字的文章,每一個字經翻譯後,還要清楚寫出格位;大拉丁的選文長度則約 200 字,兩種考試都不能錯超出 5 字。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林欣蘋 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