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不是你通往國外的單行道」──專訪跌破眾人眼鏡、堅持回台的前哈佛台灣同學會會長謝佩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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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開謝佩芬的履歷,哈佛大學雙碩士的耀眼學歷,赫然映入眼簾,除了延續大學就讀的法學外,謝佩芬更在傳聞中「哈佛最難申請」的甘迺迪政府學院,完成公共政策碩士學業。

而就在人們要依循刻板印象,直接替她貼上「名校畢業生都很會讀書(但未必有其他特長)」的標籤時,謝佩芬卻以前聯合國吐瓦魯代表及哈佛台灣同學會會長的經歷,證明自己在課餘生活,亦深諳人際交往、善於自我經營,並非那第一百零一種「好學生」典型。

在謝佩芬身上,不典型的,還不僅僅是她兼顧學術圈的研究實力與現實中的應用能力,而是在她旅美六年,幾乎取得了所有讓同輩人欣羨的成就後,竟「毅然決然」地回到台灣、回到那個大學畢業後旋即離開,不曾建立任何職場經驗,遑論就業資源的故鄉,從零開始,重新求職。

這個常被周遭友朋戲稱「在國外混得這麼好,不知道為什麼想不開回來」的年輕女性,面對他人調侃,表現得泰然自若:「這件事情對我來說,真的沒有別人看起來這麼奇怪。」

回台灣的堅持

言詞審慎、態度謙遜,談話間不時自我調侃,經常笑出酒窩的謝佩芬承認,「我常常被問這個問題,但每次都答不好。

事實是,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在美國久待。六年對我來說是一個 life stage(人生階段),一開始去美國的目的,本來就是能在這個階段裡準備好自己,邁向下一步,」而那個早在六年前,就已經在申請學校的個人自述中設定好的「下一步」,就是回台灣──「所以六年來,我從沒想過要申請綠卡。」

她回憶,大學時,一次參加美國布朗大學針對美、中、台學生主辦的海峽論壇(Strait Talk),受到中國代表霸道對待的經驗,讓她深刻體認到「台灣在國際上被邊緣化、看不起」,強化了她由個人延伸至國族,企圖擺脫無論形式抑或實質之不公義的決心。

於是,「回台灣」之於謝佩芬,彷彿一種執念,不僅反映出她目標導向的性格(註一),也為她過去的學術訓練總結。

前者或可體現在謝佩芬申請哈佛法學院的自述,提及欲學習「冷門」(註二)國際法的動機,是為進入聯合國、改善台灣的國際地位,當時,台灣教授力勸她刪去聯合國的段落,理由是台灣並非聯合國成員,堅稱要在聯合國工作,顯得過於天真而不切實際。

那麼,謝佩芬最後改了嗎?

答案是沒有。「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有影響,但這就是我最真實的想法。」

最後,不聽勸的謝佩芬不僅順利錄取哈佛法學院,更靠自己的力量,實現多年來的夢想,親自走入聯合國紐約總部。

從實習到正職:成為聯合國吐瓦魯代表的台灣人

紐約城 42 街上,除了與第一大道相交處的聯合國紐約總部外,在相距僅腳程十來分鐘的第五大道交界處,是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一條街,兩樣情,巍峨的聯合國總部與生存空間堪憂的台灣官方代表處,在國際現實中形成強烈對比。

謝佩芬認為:「台灣現在處於一個蠻關鍵的時候,從我自己學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台灣在半個世紀以前還有美國撐腰,現在卻在美、中等列強間求生存,我們的聲音,更應該被聽到。」

懷抱著「為自己相信的理念服務」的理想,謝佩芬透過實習申請,順利獲得在友邦吐瓦魯代表團實習的機會,證明即便沒有自己的代表團,台灣人仍有機會進入聯合國總部觀摩、學習。

謝佩芬更補充,會員國是聯合國成立的基礎前提,具絕對權力選擇僱聘的員工,自己是用「台灣人/中華民國籍」的身分為吐國工作,並非許多人以為的「必須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才能進入聯合國」。

其後,謝佩芬靠著國際政法的背景知識,與個人苦練的觀察力,終於「破解」了迂迴的外交辭令,從初入聯合國的茫然無措,到處理公務游刃有餘,受到上司肯定,主動替她申請正式職缺,加以挽留。

「聯合國非常龐大好玩,但是,三年過後,會發現全都是 routine(例行公事),從聯合國大會開議,到議程結束、報告送交大會,每年都一樣。」就連什麼國家的代表會說什麼話,她都已爛熟於心,並感到「沒有空間再學更多了」。

重回哈佛

此時,經過聯合國洗禮的謝佩芬已確定:「台灣最需要的,是提升國際參與和能見度。」而她自認能夠介入的方式,是公共事務參與,於是,她二度申請哈佛,挑戰她的好友、同為哈佛畢業生的 Alice 口中那「萬中選一的 Dream School」──哈佛甘迺迪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簡稱 HKS),專攻公共政策(Master in Public Policy Program)。

「甘迺迪學院比起法學院,是真的、認真在強調 public service(公共服務),」謝佩芬一邊覆述著甘迺迪總統那句千古流傳的校訓"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別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一邊再度自嘲:「可能我也被洗腦了吧!」

「這裡很強調『為這個國家做事』,我不是美國人,不會有那種心情,但我會受他們影響,也想為自己的國家做事。很多當時的同學,畢業後也都回到各自的故鄉服務,所以,這件事情在我們看來,真的沒那麼奇怪!」

甘迺迪學院的訓練:同理心與有效溝通

在致力於「培養領導人、改變世界」的哈佛,「有效溝通」不僅是哈佛經常開授的課程內容,更是謝佩芬最津津樂道的收穫之一。

她在換日線專欄 Taiwanese Table 裡,曾談及 Steve Jarding 教授開設的一堂熱門課──「政治人物的養成」(The Making of a Politician)。課間,教授以 1988 年,美國總統選舉中,民主黨候選人 Dukakis 總統辯論會的表現為例,說明「想當『總統』之前,必須先學會當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意指每個人都要先充分理解自己的溝通對象,才有說服對方的可能。

然而,這篇文章卻引發部分讀者的反感,認為這堂課「不是在引導人怎麼拿捏情緒的尺度,是在談算計的深度」,不僅具體反應了溝通的難處,更觸及「手段與目的」間的權衡問題。

對此,謝佩芬回應:「其實我想強調的,是情感上的同理心,但可能文筆不好,表達不足。」 

她談到過去修習的另外一門課──人口販運與現代奴隸(Humantrafficking and modern slavery),開課教授 Siddharth Kara 擁有名校 MBA 學位、在華爾街致富,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接觸到東歐難民,並為他們的處境震撼,從此投入人道倡議行動。

「身為印度裔美國男性,面對的卻是東歐女性受害者,Kara 的行為對我來說,驗證了『同理心』的重要性。」

其實,只要接觸過謝佩芬,都會認同她的表達能力──無論文字還是口語,皆準確流暢,儘管如此,她仍經常感到被誤讀。

另一個顯著的事例,是她回應天下雜誌及換日線聯合徵稿「【留下來,或是出國去】台灣人才的未來在哪裡?」所撰寫的文章〈外國機會多,又怎樣?有意義的「好機會」,一個就夠〉,有的讀者認為她不夠了解現實、有的讀者認為她擁有名校光環而「不知民間疾苦」,更有讀者鐵口直斷她進入聯合國的手段不單純。

針對這些或善意或惡意的討論/抨擊,謝佩芬說,「我必須承認,我有我的局限,我也還在學習。事實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社經地位,甚至出生地造成的侷限。」而美國經驗帶給她的好處,是在意識到自身侷限的同時,保持開放的心胸(be open-minded)與對世界的好奇心,「你知道有很多 perspectives(觀點),要先了解對方所處的脈絡和位置、主動傾聽,產生同理心,接著才有有效溝通的可能,這也是課堂上說的 active listening。」

比方說,「在聯合國工作的時候,我的老闆是吐瓦魯人,從小接受太平洋島國文化,世界觀和我們很不一樣。對他來說,南太平洋的斐濟是大國,對我們則未必,大小的概念是相對的,沒有對錯。」

「如果我和批評的讀者有個人面對面的交流,我會很想知道他怎麼想。我有時覺得對方誤解了我的意思,但我也會反省他為何誤解,而有時,對方留言裡的概念,比如人應該要勤奮、努力,我也完全認同,只是可能礙於徵文的主題性,難免有所遺漏。

很多時候,我也是讀者、也會有自己心中對事物的評論,所以我現在看文章,會比較 understanding。」

言談間,在在反應出她企圖同理的努力。然而我們不禁要問:既然如此,為何她從不主動回應留言、冰釋誤會?

「網路上,透過冷冰冰的文字,對話反而會失溫。何況,他未必完全理解我、我也沒有完全理解他,我認為這樣的討論容易失焦,變成唇槍舌戰。但是,公開的文章與留言,本身就是公開思辯的過程,大家都能看到,相信也能產生一些刺激。」謝佩芬理性分析。

「全球化」不是單行道

最後,謝佩芬以自身闖蕩海外,如今歸鄉故事,勉勵台灣年輕人:「全球化,不是你通往國外的單行道,而可以是來來去去的。現在的流動比以往方便,我不覺得地理位置有那麼重要。

學歷和經歷不該是包袱,而是看你怎麼使用。我同意,人不一定要在台灣,才能為台灣做事,而每個人利用不同專長,在不同階段,能為台灣盡的力不一樣。

對我來說,現在回台灣,比留在國外更能發揮,但不代表我從此就定下來,不會變。」同樣地,那些在海外求職者,也具有隨時返還或再度離去的行動力。

註一:用她自己的話說,是「做事情,我一定要知道自己的 sense of purpose」。
註二:說來或許會令法律的門外漢感到意外,看似「威風」的「國際法」,在法律系裡十分冷門,謝佩芬求學期間,全班 180 人中,僅有 8 人選擇國際法專業。而在彼時紐約州的律師考試中,國際法甚至不是一個科目。謝佩芬解釋:「國際法處理的項目,就是主權、條約、南海爭議等等,處理的事務所很少,收益也不高。但是,如果只是想要賺錢,也不會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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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鄧紹妤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林欣蘋 攝影

世界看台灣 《換》人說說看/換日線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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