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鄉民突然開始關心文學

當鄉民突然開始關心文學

不久前某一天,世上兩處相距遙遠的角落各自發生了一件事,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並無關連,但在我的眼中,這兩件事的脈絡是相同的。

寫在歷史的暗處:法籍猶太史家,赴美演講被拘留

2 月 24 日,在美國德州休士頓國際機場,一名法國歷史學家 Henry Rousso 應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之邀,前往演講。

Rousso 教授在研究二戰大屠殺歷史,是國際知名的學者,還在美國一流學府沙邦學院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教書。而這次,當這班飛機降落在美國領土時──雖然總統已經變成某人──也只是他無數訪問行程中的其中一次。

他是猶太人,國籍法國,研究的是二戰法國史,既不是回教徒,也沒有大鬍子(不好意思,老先生的頭頂髮量已經很少了),美國海關可能刁難的條件項目,他沒有一樣符合,沒想到,入境時卻被海關攔了下來。

大學派去機場接人的車久候不到,就這樣失聯了 10 個小時,結果教授竟然是被海關沒收護照與手機,拘留起來了!拘留的原因是這樣的:教授入境時用的是短期觀光簽證,拿這種簽證的人在美國不能有收入,唯短期訪問的學者例外。此次的特別授課不收費,只有兩千美金的謝禮補貼旅費,他過去 30 年已經這樣出入境很多次了,而海關人員因為這筆禮金而拒絕教授入境,還威脅要把他遣返。

我並非主張學者應該得到特別禮遇,何況美國海關的態度從來沒有好過,態度不是重點,他們只是工具人。而他們「隨機抽查」的標準都有上級命令可循,當為國服務的工具人的行事標準開始混亂,往往預言一段專制統治的契機。

Rousso 教授被美國海關拘留了十個多小時,最後在律師介入後獲釋,根據紐約時報專訪,他在凌晨一點多被帶到機場的公共區域,說他可以走了,解釋原先拘留他的海關人員「缺乏經驗」。教授叫了台計程車,在機場附近找間飯店,打電話給德州農工大學的聯絡人。第二天,他如期到校發表了此行預備的演講,題目是:“ Writing on the Dark Side of the Recent Past ”。

Rousso 教授其實並不是被嚇大的,他在埃及出生,遭遇過強烈的反猶運動,他致力於研究二戰時期親納粹的法國維琪政權,他早期的知名著作《維琪症候群》(Vichy Syndrome),勇於挑戰戰後法國自我感覺良好的史觀,被攻擊是家常便飯,歸化為法國籍之後,當然也會被罵「不愛埃及」、「不愛法國」、「死猶太人」這樣的話,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呢?

去年 10 月,入境美國還沒有那麼令人焦慮的月份,我聽過一堂 Rousso 教授在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中心的特別課。這位老先生學底深厚、見多識廣,而且還很可愛,深得女性多數的歷史所社群愛戴。

他說研究現代史必然會遭受許多質疑與挑戰,因為你試著整理活人的記憶,而每個人對同一件事的記憶都會不同。二次大戰之後,人類歷史進入了「記憶大爆炸」時期,有大量的資訊要處理,而除了記錄之外,人們也期待歷史可以為過去療傷,所以才會有各種不同的史觀與信念。

面對過去是很複雜的。研究納粹大屠殺的學者對面的,是立場程度不一的「否認派」,否認大屠殺存在的學者不比支持派少用功,很多人窮盡學養、耗費半生就是為否定大屠殺曾經發生,否認派大多數為德國或有與納粹成員相關的血緣,他們否認的動機我可以理解,但他們認真的程度,經常讓我感到毛骨悚然。

複雜的現代史──紀念猶太屠殺的日本人

我記得 Rousso 教授最後提到,有次在法國被否認派攻擊,那位學者是日本人,很奇妙,日本從未並沒有涉入歐洲戰場,卻對這議題如此投入。

我心想,這是巧合還是機緣呢?

我在知名否認派中並沒有看到日本姓名,但另一方面,日本國內確實有致力於傳述、紀念大屠殺歷史真相的團體。去年 11 月 2 日,一場世界大屠殺紀念館聯合大會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辦,共有來自世界七處猶太人大屠殺紀念中心的主導人,在此報告過去幾年的收穫與進度。 7 位與會者,分別來自美國麻州、烏克蘭、以色列、美國華府、巴西、南非,以及,日本。

看到那位身形瘦小的日本女士石岡史子,我很驚訝,更驚訝她的機構已經運作了 16 年,她的機構 Kokoro 是一個年預算只有 100 萬元台幣左右的迷你單位,運作內容非常單純,就是用一個猶太女孩的行李箱,對小學生講述猶太被屠殺的歷史,進行生命與人權教育,目的是避免重蹈覆轍。

看到日本人那麼賣力的紀念猶太屠殺,很自然地我心裡會冒出一個問號:「可是你們自己國家的……」我看看四周,一眼望去,為數驚人的「婆級嘉賓」坐滿了聯合國大會議室,他們大多是遺族後代,也有幾位倖存者,上了年紀了,但精神不錯,坐在後方有幾名很明顯是派駐聯合國的日本人,他們的臉上果然毫無表情。

不需要我來發問,猶太人遺族當然不是省油的燈,一名大叔直接在大會上提問:「你用猶太人故事進行生命教育十幾年,但是你的國家對於南京大屠殺卻一直沒有交代,你覺得這樣是好的教育嗎?」

看到這裡,頭腦混亂了嗎?猶太人 Rousso 教授被否認大屠殺存在的日本人攻擊,致力猶太人紀念教育的日本人卻被猶太人遺族質疑,這是現代史的複雜、還是我們時代的荒謬呢?

從那時候起,我便開始注意,才發現原來日本從事猶太人大屠殺歷史教育的人還真不少,連我到沖繩都會看到活動宣傳的海報,這種「間接贖罪」般的行為,看在某些行事直接的硬派人士眼中十分刺眼,我親耳聽過慰安婦人權運動份子批評「這樣的行為算什麼」,但我覺得,不應該抹煞任何人的努力。

石岡來紐約之前應該預料得到會被逼問南京問題,但她還是很勇敢地來了,在那些日本派駐聯合國的官僚面前回答問題──雖然講的都是空話,每個人努力的方式不同, Kokoro 是石岡努力的方式。

小說家: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於是小說家用小說的方式來努力。

同樣也是 2 月 24 日,日本最暢銷的小說家村上春樹出了新書:《殺死騎士團長》。生活在假面之下的日本廣大鄉民,只有在兩種時候會把文學作品推上熱搜:第一是每年諾貝爾文學獎(村上春樹又沒得獎的)前後,另外就是村上春樹出新書造成搶購的時刻。

《殺死騎士團長》第一部上市不到一週,不但銷售高居榜首,也在留言版跟推特上遭受右翼大肆抨擊,因為他在這本小說中,藉著主角鄰居的口,有著關於「南京入城」時的描述:「有人說死了 40 萬人,有人說是 10 萬人, 40 跟 10  萬的差別何在?」而中國官方公布的死亡數字則是 30 萬。

村上春樹是不是故意的?他當然是故意的,文學小說裡每個字句都是有用意的,但他的動機是什麼?有人罵他為了中國市場親中(早就賣超好了哪需要),說他不愛日本(真好用的句型)、說他左傾(他已經左傾 40 年了)、還說他想得諾貝爾獎所以寫這些(米蘭昆德拉可以先得嗎?)。

一位是研究現代史的歷史學家,另一位是寫作當代題材的知名小說家,他們兩人的生活與研究題目幾乎沒有交集,唯一的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是記錄當下的重要文筆。在多年以後,你我的嘴砲都會化成骨灰,未來的人將會從他們的文字評斷我們所處時代的功過,所以,在掌權者眼中,這兩個人,超級危險

因為他們從個人的視角出發,以人性與正義為評論標準,歷史學家寫作必須講究事實,小說卻可以虛構,而有的時候,小說可以帶我們更加貼近現實。

《殺死騎士團長》還沒有中文版,所以我也沒辦法評論內容。但我青少年時期曾經反覆熟讀村上春樹的《發條鳥年代記》三部曲,他老人家可不是為了得獎什麼的才開始寫戰爭。他很早就開始書寫日俄戰爭的故事,還跑去中國內蒙跟東北找戰場遺跡,因為《發條鳥年代記》,我那單薄的腦袋才有辦法想像一個少年被拉去當兵是什麼心情,或是一個戰俘死裡逃生卻遇見敵軍超虐大魔王是多麼生不如死。

於是, 2017 年 3 月,當鄉民又突然開始關心文學,帶著一知半解的驚慌,四處宣洩莫名的憤怒,無知的人就站在歷史學家/小說家的面前,卻不知道他們都是同一邊的,但歷史學家/小說家不會因此停歇。為何明知鄉民殘酷,村上先生還要寫出這種作品?他在 2011 年耶路撒冷文學獎典禮上已經說過:

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註一)

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我的解讀是這樣的:因為這與正確無關,他追求的是正義。

註一:〈村上春樹:我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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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核稿編輯:林欣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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