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度不改,教改怎麼改都沒用

態度不改,教改怎麼改都沒用

課綱問題在台灣沸沸揚揚,大學裡,其實也很有事。

比如說,國立政治大學於4月通過課程精實方案,預計於民國105年第一學期開始實施。改革原有課程制度的原因有兩點:一、老師開課過多,無法全心備課,教學品質堪憂;二、同學修課過多過雜,學習品質堪憂。為此,政大學生會提出兩點質疑,一為「課程減少不等同教學品質提升」,再者,「課變少還要增加學雜費?」

面對此兩點質疑,雖然不知政治大學有何回應,淺見以為就第一點來說,與其質疑教學品質提升與否不如檢討學生們的學習態度。換言之,教學品質再怎麼好,學生學習態度若不佳,請到全世界一流的師資也是枉然。

在英國念書的第三年,我深深體會到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就學習模式及態度來說,英國和台灣就有著許多差別。以筆者念的愛丁堡歷史研究所為例,英國碩士課程大多只有1年,畢業學分為180,一門課為20學分,碩士論文占60學分,意即學生上下學期各修3門課,結束後開始寫論文,論文大鋼需於論文繳交期限前4個月提出,占總成績10%,通過後開始動筆,無須口試,紙本由一校內評審及一校外評審審查,2個月後即可知道通過與否。

相較於英國,台灣研究所畢業的審核大概只能用「過關斬將」來形容。以政大歷史所為例,交出碩士論文前,須先修完三分之二的學分,接著每學期初有一次資格考。資格考是什麼呢?大概就是與其論文相關的斷代史和專史。資格考過了才能提論文大鋼,接著口試,過了就能開始寫論文。以台灣歷史所為標準,多數學生最少需要花3年才能拿到碩士證書。和英國的1年相比,大概就是高鐵和腳踏車的速度吧!

3年的過關斬將在文科裡來說算快,而問題是,真的有必要念那麼久嗎?就資格考來說,其實完全沒有必要。研究所的教育應跳脫傳統的紙筆測驗,注重個人對史料的解讀與研究(就其他科系來說,應是對其論文題目的研究與發現)。資格考難免又落入了「我要你寫出正解」的窠臼裡。許多人會質疑英國教育的紮實性,大學只有3年,碩士1年,博士3年(以前是4年)。尤其是博士的研究常遭到受過美國博士訓練的人的批評。美國的博士訓練約要念7年,前一兩年需要修課,到後面幾年才開始寫論文。英國的博士訓練為師徒制,基本上於申請前,把研究計畫拿給心目中有可能的指導老師看過,老師若對其研究計劃有興趣並有信心指導,學生申請上的機率就很高。3年中不需修課,只要專注在自己的研究,第一年後會有考核,必須交出論文的一章,評委通過後,可正式成為博士候選人。所以,英國博士研究之快,是因為在未開始博士之前,學生就必須清楚自己要研究什麼,大約半年就會有論文大鋼,第一年結束就要伴隨一章的出產。

在英國念高等教育就像放年吃草,名副其實「放牛班」

曾有一位在英國念博士的學長這麼比喻,英國的碩博士教育就是放山雞,自己去發現食物。這比喻,實在貼切。老實說,出來英國念碩士時,非常不習慣。課程都是學生彼此間的辯論,老師坐在旁邊看著辯論進行,只在當大家遇到瓶頸時出聲提點。這種課程讓學生在上課前必須確保自己至少讀了書才能來。換言之,在英國研究所教育裡,備課的其實是學生而不是老師。沒有課程前的苦讀,就無法在課堂上和同學們討論,也就無法了解他人在討論時激盪出的火花進而自己思考。

不過,英國研究所教育中最讓我吃驚的是教授們的指導方式。3年前來到愛丁堡大學,對於即將交出的第一篇學期報告戰戰兢兢,和教授約好了時間,帶著擬好的題目並希望教授能給我些許建議。沒想到簡單敘述完我的報告構想跟大綱後,教授只問了:

「那麼你覺得這個題目如何呢?」

「你想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呢?」

當下差點回教授:「可是你是教授耶!不是應該你告訴我這個題目好不好嗎?」這話到嘴邊當然是硬生生地被我吞了回去(真的講出來可能就拿不到畢業證書了)。後來才明白(當然,雖然是事後諸葛),研究所教育跟大學部最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覺得」、「我認為的觀點」,而非「老師覺得、教授覺得」。指導教授唯一能幫助學生的地方是,當學生報告或論文的寫作方式出現偏差或錯誤,必須即時地指正。至於學生想研究什麼、運用什麼樣的資料全部是學生的責任,因為這是學生的研究,而不是教授的。

沒有問題意識,即想在論文中問什麼樣的問題,進而解決問題,就不能在英國開始你的研究所教育。英國的高等教育類似台灣教育界近幾年來不斷討論的「翻轉教室」,即老師應作為「引導者」而非「教授者」,把學習主權交到學生手中。就像我在英國唸書所經歷的一樣,課堂幾乎由學生領導,彼此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從中學習思考及吸收各種不同觀點。英國的教育雖然被有些人嘲笑「拿學位很快,跟過水一樣」,但這樣讓學生自主學習的方式,一年的碩士,其實也是很紮實的。

另一個「一年拿碩士」的原因可能為,學生不兼任助教

台灣的碩博士生們常會兼任教學助理,工作內容龐雜,有課輔教學也有幫忙老師處理行政業務。而在英國,行政工作不會落到學生身上,全部由行政人員處理。而教學助理通常由博士生擔任,且多為博二、博三的「博士候選人」。在英國念碩士幾乎是全心全意唸書,沒有外務,這或許是台灣研究所教育可以參考改革的項目。

回到學生身上,教學品質的好壞有一半是建立在學生的學習態度。曾由幾位台灣的教授們口中聽聞「很多學生念研究所沒有目的,對論文題目也沒有方向。」念研究所變成延後出社會的避風港,更不積極地畢業,讓指導教授頭痛不已。或許,比起學生對老師的教學評鑑或授課內容的檢視,更應該檢討學生的學習態度。以前念大學時,幾乎所有課都能吃東西,而這在英國幾乎是看不見的。

當然,我以前也是那眾多坐在台下咀嚼香噴噴食物的學生之一。震驚於自己的無禮,我開始思考為什麼台灣的學生將上課吃東西視作理所當然。後來才發現,以前修課時因為學分數太多,很多課都排在中午,根本沒時間吃中餐,於是,只好邊吃邊上課(或,很羞愧地,有時是因為中午練系隊而沒時間吃中餐)。如果減少學分數,讓學生修課減少,並避免將課開在中午,是否可以削減學生上課吃東西的風氣呢?上課吃東西其實已是一種習慣及風氣,不准學生上課吃東西的老師變的少之又少。好像沒有邊吃邊授課的老師,卻有整間邊吃邊上課的學生。長久下來,相信教學跟學習的品質都會下滑。

面對政治大學的課程精實方案的「教學品質是否提升」之質疑,我想,在回答此問題前,學生是否應該改正學習的態度,才能夠準確地衡量教學品質的疑慮。

台灣高等教育要改革的太多,制度固然存在許多不合適,但最該改革的應該是學生的學習態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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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郭姿辰
核稿編輯:洪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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