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3 年後,離家找初衷(中)為何在哈佛做喜歡的事,竟如此辛苦?

工作 3 年後,離家找初衷(中)為何在哈佛做喜歡的事,竟如此辛苦?

撰文:黃海寧

前篇:工作 3 年後,離家找初衷(上)我為何爆肝準備也要出國留學?

我在美國的時間前後加起來一年多一點,跟許多旅外學子相比,並不長。但一年多也還是足以讓人經歷一些事情。

如果單純從故事的結局來看,哈佛法學院真的滿足了我當初決定落腳麻州劍橋的所有願望。我認識了許多超級棒的人,交到可以稱之為一生摯友的朋友,那些在自家客廳小酌辯論、在旅行中談天說地、在課業和人生經驗上的交心,都讓我覺得老天待我不薄,讓我能有這樣的際遇。

我在我有興趣的領域裡也學習了很多東西,對於未來自己專業領域的定位有更清楚的認知。我也嘗試了我想做的事情,走進 NGO 的世界、做法律以外的政策及倡議事務,也在不同的場合裡大方展示自己的國家認同。

但如果從紀錄片的角度來看,這並不是順遂、無憂無慮的一年。哈佛或許見證過我飛揚的時刻,但它看到更多的是不知所措、狼狽不已的我。這一年我花最多力氣克服的事情,是拋開一切自我設限的框架,拋開被否定感與渺小感,然後放飛自己探索人生;因為,我想做「我想做的事情」,而不只是「我能做的事情」。

也因此,我花最多時間思考的問題,是在這個過程中我遭遇的狼狽和不適,他們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另一個我也花不少力氣思考的問題,是當初毫不猶豫說要回台灣的決定,究竟是不是個好決定?

第一個問題從新英格蘭秋季的楓葉到暖氣吹不夠的嚴冬,再到隔年微風吹起畢業袍擺的盛夏,幾乎貫穿了我一整年在哈佛的時光;第二個問題,雖然每次在哈佛台灣法律人聚會時都被拿出來反覆確認,但到我畢業後搬到華府實習,發現自己其實也很喜歡在美國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之後,反而變成我在華府 3 個月的人生新課題。

留學有這麼嚴肅喔?對非美國籍、在台灣完成大學學業、甚至念完研究所加上工作的台灣法律系留學生來說,這些問題大概都不陌生,我也不例外。只是我可能比別人還放大了這些問題在留美期間的份量,以至於當我們展開這個專欄「Project Commencement 寫作計畫」時,我便決定和盤托出這段內心轉折。

圖/Shutterstock

修喜歡的課、做喜歡的事,為何竟如此狼狽?

關於第一個問題,得從選課開始說起。

修什麼課決定 LLM 生涯的「爽度」,這句話真的是重中之重。我在台灣念書時主要研究國際經貿(WTO)法,如果那可以算是學術研究的話,我除了 WTO、國際公法和一些國際環境法之外,沒認真研究過別的。但人真的不能太鐵齒,執業幾年後我關注的領域有了不少轉變,對行政法及管制、環境法、能源法、氣候變遷、法律和政策產生濃厚的興趣。因此,從申請學校開始到選課,我的研究和課程規劃都圍繞著這幾個主題。

研究領域髮夾彎這事一點也不容易。8 月某天下午,我掐著時間走進 WCC 5 樓教室,準備和 SJD(博士生)E 討論選課,閒聊了一會兒之後,E 拿著我排的課表問我:「那個⋯⋯你知道 Chevron 是什麼嗎?」

我:「蛤???」

見我這反應,他默默把我課表上的兩三堂課劃掉,勸我退掉這幾堂課。我的臉上當時肯定寫著「我不依!」但 E 向我解釋在不知道這個經典行政法案例(Chevron v. NRDC)是什麼的情況下,走進那幾堂課的教室會是什麼慘狀;並用她可愛的澳洲腔建議我重新安排選課。真的假的?當時我並沒有很認真看待每堂課的修課負擔,修我想上的課、念我有興趣的東西,是我最大的目標。

儘管和 E 討論了很多次,我還是按自己的喜好確定了大部分課表。開學後,我接著在我的修課基礎上擬定論文的題目並尋找指導老師。哈佛 LLM 的畢業條件之一是寫論文,有 25 頁(short paper)及 50 頁(long paper)兩種選擇,除了申請博士班必須要寫長篇論文之外,大部分人會選擇比較快樂的 25 頁短篇論文。

我衝著對學術一直以來的熱愛,儘管當時我還沒有想清楚是否要申請博士班,我仍決定要完成長篇論文。我的指導老師很霸氣,我很喜歡她又怕她怕得要死,第一次去她研究室討論論文時緊張的滿身大汗,第一句話還跟人家說不好意思我現在很緊張。

寫和修改論文的慘烈過程就不贅述了,畢業後經過一段冷靜期,我最後其實很感謝她,她沒有因為任何理由對我降低她的標準,甚至給我不少研究和寫作建議。在與我的指導老師互動的過程中,我終於得以一窺美國學術研究和寫作規格的最高境界究竟是長什麼樣子。事實上,那是一個非常刻苦,但又無比迷人的世界。

除了論文之外,因為我想了解美國環境法和政策制定實務,所以我還申請了春季學期共 5 學分的「環境法與政策實務課程」(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Clinic)。最後,我這一年一共修了 8 門課再加上長篇畢業論文。

這一切都是不撞南牆不回頭。結果,我對隨心所欲選課的執著,讓自己數度深陷課業壓力超出預期的窘境,尤其是在春季學期,畢業論文和 Clinic 交錯,導致我得同時寫論文、Clinic 實際案件的訴狀及作業,每週都有大量必須嚴格把關品質的寫作進度需要完成。

在最高學術殿堂身心煎熬,究竟是快樂還是痛苦?這一年裡不斷上演大堂課上恐怖蘇格拉底式問答(cold calls),討論課每週數百頁閱讀進度上課還得踴躍發言,期末考和學期報告輪流壓境。論文指導老師很嚴厲,Clinic 只有我一個 LLM 不想被看扁,但我的大陸法系敘事邏輯和英美法系律師風格迥異,與 JD 同學合作壓力不小,Clinic 的律師們似乎也不太想搭理我⋯⋯。搞什麼?我修了我喜歡的課,也嘗試了我想做的事情,但一點也不帥,才沒有什麼飛得又高又遠咧,在地上狼狽得要死。

這真的是我要的嗎?我坐在 Langdell(法學院圖書館)時常有種倒錯的心境:既對能夠坐在這裡手指在筆電上翻飛滿懷感激,又覺得實在太累了,我也想要有許多打卡、美美的留學生活。

直到在打字的此刻,我還在第 500 次問自己:如果重來一次,是否依然會做一樣的選擇?任自己恣意飛?這真是個兩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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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進在不可免的未知中,仍懷抱「意志」

今年 5 月底結束這學年全部的事情後,我坐在查理士河畔發呆看夕陽,在想「隨心所欲做自己喜歡、想要做的事情」可能不是一個好的選課標準和留學準則。我當初應該留給自己寬裕的時間規劃接下來這一年具體、明確要做什麼,並審慎評估自己的承受能力,不是天真的抱著「我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就出國,最後讓自己陷入「什麼都好、什麼都想要」,結果左支右絀的困擾當中。

只是,這真的實際嗎?

踏在「未知」與「迷惘」的路上,似乎是留學無可避免的情況:我們走出自己熟悉的圈子去探索和嘗試,就是在經歷未知,無論再怎麼精打細算,計畫再怎麼縝密,都有可能因為一個預期之外的機緣而走向完全不同的路。而在哈佛,有太多有趣的人事物,甚至只是一場簡短的午餐座談,都具備這種啟發你走向完全不同的路的魔力。

這個魔力,輕易讓人深陷其中。

就這樣,我一邊自由探索,我一邊重組了我的興趣和選擇許多次,每一次都歷經了一遍自我學習,也在這個過程中認識來自四面八方志同道合的夥伴。同時我同時也發現,對於一件想做的事情,我們可以有各種的角色選擇、並可以在各種不同的位置上實現它,如果沒有,還可以自己創造。在這裡,我既覺得自己無限可能,同時又有強烈的失重感(很像齊克果說的「自由的暈眩」)。我在哈佛的這一年裡,盡可能保持彈性來擁抱這些不同的選擇,我的方式就是不再計算我的努力可以換取什麼樣的成果,以「想做什麼」而不是「能做什麼」當作做決定的標準。

從研究領域髮夾彎,到在Clinic苦苦支撐,然後慢慢開始接觸美國國內政策分析和公民訴訟,到最後一隻腳踏進美國NGO圈子,這一年裡的每個重大決定,我都說服自己要誠實面對自己的內心,選擇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不要害怕前途未知。

在我的親身經驗裡,這個做決定的標準在國外格外不容易,因為在這裡,我們不再擁有特權(privilege)的鎧甲。文化、語言、外國人身分、人脈、過往在台灣的學經歷,都讓我看起來很稚嫩,就算是在哈佛,我的份量好像也不足以進入哈佛人的核心世界。

不過,我跟自己說,沒關係。我依舊試著在這個世界上最無邊無際的環境裡放飛自己,我沒有後悔這麼做,因為我在哈佛的這一年,確實每分每秒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每分每秒都更接近自己想踏入的世界,沒有任何計算,不為任何其他目的。「想做一件事情」的心情可以克服很多障礙,身姿狼狽,不要緊。

至於探索和嘗試伴隨的不適,似乎也沒辦法透過事前做好縝密計畫就完全避免。這一年裡我不時會介意自己的課業表現,懊惱沒有表現得如預期順利,又厭惡自己把「我是 LLM」當成與 JD 們同堂學習同台較量時怯場的藉口──我是否太高估自己?我是不是不夠格?是不是只有我這麼草莓?貴校確定沒選錯人?不時被否定感淹沒,當下並不好受。只是,事後再回想,那些介意、懊惱、擔心,其實都沒有關係的,所有的不適,都是探索未知的一部分。

探索未知並不容易。從小到大我們總是被教育不要做自己沒有把握的事,然後我們做的,很多又都是在一定框架內,只要足夠勤奮努力就能夠獲得預期中結果的事情。勤奮努力在我們的成長過程裡成為評估成功與否的標竿,而且時常無法與自尊心切割。

然而,當人生不再有框架、面對未知的前途的時候,勤奮努力就失去評判成功與否的功能,這時候無論多努力做什麼都無法保證一定的成果,我們只有選擇繼續下去或是就此停止。我在過去這一年,常常處於這種情境中。

在選擇繼續下去後,我首先要面對的,不是其他,而是自己的自尊心,這真的是一個人性格中最頑固、難以撼動的一面。我花了許多時間、到了一年的尾聲時才終於瞭解,在這樣浩瀚、開放但又個體性強烈的世界裡,引導我們的,其實是自己的意志(will),不是計量的勤奮努力、名列前茅的分數、或是別人的掌聲。

意志,是你究竟有多想做一件事情,而不只是你可以做得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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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做一件事情」的衝動,讓我發現「使命感」可以來自於自己

哈佛法學院前院長、資深憲法教授 Martha Minow 曾在一個訪問中說:" You cannot really graduate thinking that everything is fine, because we spend a lot of time encouraging everyone to think how it could be better. "(你無法懷抱一切都很好的想法從這裡畢業,因為我們花了許多時間鼓勵每個人思考要如何才能更好)

在哈佛這一年,我在很多場合裡都感受過和這句話前半段類似的情境:被推著回答沒有正確答案的難題、被要求在兩難的情境中依舊建立邏輯一貫的思考體系、在辯駁和被駁倒中無數次反覆、壓力爆炸的處境、荒謬的課業要求、很多「好煩!不要再逼我了」的時候,「不夠好」的感覺陰魂不散。至於這句話的後半段,我是一直到了畢業前幾天,才覺得好像終於參透。

既然這麼懊惱、不適,我卻仍舊選擇繼續,究竟是為什麼?我想,我這一年在做的事情,真的都是我喜歡、也很想做的事情。在哈佛這個滿是衝擊、高談闊論、整天督促大家還能夠更好的環境裡,知識上、道德上、價值觀上,我似乎都找到了某種切入角度,我渴望持續地學習和探索,我願意嘗試各種方法,以不同的身分、在不同的位置,直到耕耘出一些成果。

在哈佛這一年,我三不五時覺得自己要糗大了,快要穿幫了,可是每分每秒又都覺得很充實,偶爾甚至會有種因為「想做這件事」而生出使命感的感覺。我才發現,使命感並不需要來自於外部、來自於他人的期待,他完完全全可以來自於自己。使命感不一定是為了他人,也可以單純是為了自己。

我流連在法學院以及甘迺迪學院的 talks、閒暇讀閒書的時候,也會想,這些活躍在各界的人們,是否也是因為想做什麼他們認為對且重要的事情,才產生使命感?是不是因為有這樣的使命感,他們才有滿滿的能量去啟發、鼓舞(empower)別人?就像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現任大法官 Ruth Bader Ginsburg 說的:" Fight for the things that you care about, but do it in a way that will lead others to join you. "(為你在乎的事情奮鬥,但用能夠引領別人加入你的方式實踐)

這些,是不是我之前忠於自己的選擇卻仍感到厭倦的解方?

我對 Minow 後半句話的體會是,哈佛法學院想要教給學生的,是做自己想做、認為重要的事情的使命感,還有行進在未知中的必備基本功及創造力,包含對現狀的反思能力。遙遙呼應這半句話,我在這一年裡最大的收穫,是不要因為畏懼不知道未來會如何,或是因為探索過程中的不適,就放棄喜歡、想做、覺得對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們不需要對未來感到太焦慮,但我們需要在社會中替自己找到一個位置,一個我們自己認為舒適、有意義、有能量的位置。

現在,我徹底放下自己有多努力、捨我其誰的過度天真,並轉而認真對待自己想做、覺得重要的事情。它可以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只要是自己喜歡、想做、覺得重要。因為是在做想做且認為是對的事情,即便前途未知,我仍舊能夠窮盡一切可能達成它。最後,我們才在這個過程中成就更好的自己,以及我們所身處的群體和社會。

這麼看來,這一整年的煎熬,不用懷疑,確實很苦。我甚至覺得人生不必然非得經歷這一遭,況且每個人出來念書的目標也不同,所以沒念哈佛的人,你也沒錯過什麼。但我個人,大破大立,還是蠻甘之如飴的。

不過,這終究是件苦事。在未知中不放棄,就意味著長期與不適對抗,長期在「難」的感覺中掙扎。或許,這些會隨著時間、變得更老練,而有所好轉吧。

下篇:工作 3 年後,離家找初衷(下)華府 NGO 實習,定位我的理想生活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林欣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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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人才行前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