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群像. 30 世代】走過民主改革運動的孤單十年路:區諾軒進立法會,岑子杰守在街頭

【香港群像. 30 世代】走過民主改革運動的孤單十年路:區諾軒進立法會,岑子杰守在街頭

採訪、撰文:林欣蘋/換日線編輯部

9 月 9 日這一天,香港立法會議員區諾軒,以及民間人權陣線的召集人岑子杰都在香港島,並先後經過香港政府總部的所在地金鐘。那天上午,區諾軒從金鐘立法會辦公室離開,由北至南,風塵僕僕地殺到南區區議會;同日午後,岑子杰從中環一路直奔到了立法會外的添馬公園。他們單槍匹馬,行色匆匆,都是為了趕來接受台灣媒體《換日線》的專訪。

別說在香港島上經常擦身,他們的名字,在近日關於香港反送中的報導裡,亦常先後出現;事實是:他們生命軌跡的重合,遠不只如此。

同樣出生於 1987 年 6 月,區諾軒和岑子杰的生日僅差 11 天。年齡相仿的他們,在 10 歲那年,共同經歷主權移交,親身體驗了香港由英國殖民到一國兩制的變化。儘管兩人成長過程素不相識,卻都在 20 多歲的年紀,不約而同地走上了香港社會的改革之路;甚至在 2015-2017 年間,一前一後地成為了民間人權陣線(以下簡稱「民陣」)的召集人,度過了「香港青年參政」最低潮的時光。

他們都沒料到,這些年來,同行者稀的改革路上,會在一夕之間變得萬人空巷。將「手足」們召喚回來的不是別的,正是始於今(2019)年 3 月、發酵於 6 月、延續至今的反送中(香港稱反修例)運動。

這一年,他們 32 歲,均已在改革路上走了 10 年。10 年來,他們見證了香港本土意識的萌芽、青年運動的起落,與「一國兩制」的質變,更加堅定了自己政治參與的決心──這些相互呼應的人生經歷,與其說是巧合,不如說是屬於 80 世代末班車的他們,獨一無二的世代印記。

16 歲的社運啟蒙:「香港從那時起,便已逐漸不同」

圖/范家朗 攝影

如果說每個時代都有一場政治的啟蒙運動,屬於 80 年代的,大概是 2003 年由《基本法》23 條立法(也被稱作《國家安全法》)引爆的「七一遊行」,也是民陣成立以來舉辦的第一場遊行。那一年,岑子杰和區諾軒 16 歲,雖都不曾參與這場遊行,但卻都隱約記得,香港從那時起,便已逐漸不同。

岑子杰回憶,「那時候社會的氣氛,是每一個人也(都)在談論參加七一遊行」,他於是在飯桌上問母親:「我們也去遊行吧?」

母親馬上反對:「很危險的,不要搞政治。」

那是岑子杰人生第一次想要參加遊行,把學校裡不能答的問題,拿到校門外問個明白:「社會為什麼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為什麼會有人示威?為什麼要民主?民主是什麼?」

自嘲從小就「不守規矩」的他,並沒有因為被拒絕而放棄,而是按捺了 4 年,長到媽媽管不動的年紀,眼見又有遊行,二話不說馬上參加。

這一次,岑子杰參加的是民主黨主導的 「2007 年撐傘撐 2012 普選大遊行」,「那時候的參與,不是因為我支持所以參與,而是因為我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孰料初次走上街頭,就把岑子杰從旁觀者變成支持者。他形容現場遊行者不分老少,「所有的人站在一起,喊的是同一句口號、舉的是同一句標語──這樣的聯繫、這樣的一致性,讓人看起來很感動。」

岑子杰與身邊的參與者聊天,聽他們談自己的故事、選擇站出來的理由,聽得越多,就越體認到民主運動的勢在必行,「參加這個之後,就離不開遊行了。」

區諾軒的社運初體驗,則是 2005 年的六四燭光晚會,他自陳:「(當時)不算是有什麼政治熱情,可是我就有點好奇,為什麼每年都有一群人到維多利亞公園紀念六四的死難者?究竟六四是怎麼一回事?我是從那個環境裡面,開始認識社會運動跟政治的。」

然而,與岑子杰相反,遊行結束後,區諾軒對於民主運動的概念仍然模糊,得要等到在香港中文大學就讀期間,與學生會前後參與了「保留皇后碼頭事件」(2007)、「反高鐵的運動」(2009)與「菜園村事件」(2011)等一系列聚焦香港本土的運動、激發了他的地方意識後,才將他導引上了社會參與之路。

先後擔任「民陣」召集人,走上不同的參政之路

圖/范家朗 攝影

2007 年香港區議會選舉,民主派慘敗,議席由 95 席減至 55 席、當選率則由 79% 降低到 55%;反觀親北京的民建聯,不僅一舉拿下 115 席,66% 的當選率更創下該黨「歷年之最」。

此時,區諾軒正在寫一篇關於區議會的學士論文。研究過程中,區諾軒發現民主黨敗選的主因,在於北京政權對香港的介入,「他們用同鄉會、愛國商人的名義,投放了很多資源,建立了民建聯還有很多親北京政黨的組織力量,形成了一個不平等的選舉。」

資源不對等,如何能選贏?但區諾軒不服輸,乾脆自己出來選。2011 年,區諾軒代表民主黨競選區議會,撃敗了爭取連任的建制派候選人張少強,首度當選南區區議員──初次參選,就贏了對手 119 票。

「我覺得我要證明,香港不是沒有希望的,儘管給北京這樣去統戰、去贏掉區議會的議席,可是靠香港人的地區工作,還是有一條直接民主的路可以走。」

區諾軒當選不久,便迎來了青年社會參與的高峰──從反國教到雨傘運動,一系列青年領導的運動,象徵著新生代的崛起。然而,正當他們以為青年世代將乘時而起,雨傘運動的失敗,卻將他們一夕間推到了谷底,隨之而來的,是蔓延整個世代的、長達 5 年的低迷。

岑子杰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於 28 歲那年,接下民陣召集人一職。「那時候還是社運的低潮,很多團體也有它們很難的工作,沒有人出來參選,有人問『你有沒有興趣參選呢?』我就做了。」

「那時候社會很多不同的攻擊氣氛,民主派之間也互相攻擊、互相不信任,罵對方『左膠』。我做民陣召集人,就是讓民陣少一點攻擊而已⋯⋯」隔年,岑子杰便交棒給了區諾軒。

在他們的兩屆任期中,港人的社會參與意願始終不見起色,即便是在兩人任期交界的 2016 年,七一遊行人數已較前後兩年為高;但和 2014 年一比,卻足足少了 40 萬人;更別提 2017 年又發生了年輕議員遭 DQ 事件,之於青年參政可謂雪上加霜。此時,將滿 30 歲的他們,無疑是同世代中,少數仍堅守在路上的行動派。

七一遊行歷年參與人數統計。圖/維基百科

2019 反送中,在各自崗位奮戰不懈

2018 年年初,區諾軒作為香港眾志成員周庭被 DQ 後的「Plan B」,投入了該年的立法會補選,並在香港島選區順利拿下議席。同年年末,岑子杰憑著一股使命感,二度接下沒有薪酬的民陣召集人一職。當區諾軒奔波於南區區議會和金鐘立法會的辦公室間,忙於問政;沒有辦公室的岑子杰則在街頭巷尾籌款、號召遊行。

誰也沒預期局勢會有轉機,卻都認份地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直到 2019 年 6 月 16 日,兩人在生日前夕,迎來了反送中運動的高峰──200 萬人為「譴責鎮壓,撤回惡法」走上街頭,創下香港主權移交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遊行;彷彿宣告反送中運動,已正式成為「全民運動」。

港人為何走上街頭?岑子杰和區諾軒都認為,是港人對自由價值的堅持,使得他們對「說好的一國兩制」逐漸邁向「一國一制」忍無可忍。岑子杰分析:「你(北京當局)一動香港的自由的時候,就是讓香港不再是香港。然後我們更發現,如果我們沒有民主,就很難保障我們的自由。從這個過程裡面,我們開始明晰,為什麼民主重要、為什麼人權重要,對於年輕一代來說,我覺得根本原因在這裡。」

區諾軒也提到,香港的魅力正在於民主自由所保障的多元性:「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香港在國際的夾縫裏面,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找到了中西方的一個交流點,形成了獨特的香港,」同時也是「世界的香港」;若是迫其成為「中國的香港」,將使香港失去魅力。

也因此,在這個全民動員的緊要關頭,兩人都不敢鬆懈──岑子杰繼續領導民陣,舉辦各式集會遊行、區諾軒則以議員身份參與遊行,積極向政府喊話。採訪之際,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甫撤回《送中條例》,卻因未符合抗爭者提出的「五大訴求」,使得官民之間陷入新的僵局。對於反送中運動將如何延續、會如何結束,又是否終將徒勞無功,兩人都沒有答案。

但是岑子杰表示,他辦遊行從不擔心參與人數,「出來不出來是香港人的選擇,」而他對香港人充滿信心。區諾軒則感性地說,即便一路走來充滿挑戰,自己並不寂寞:「你看到現在的年輕人,那麼多都出來發聲了。他們透過不同的途徑,去表達他們的政治想法,我覺得越來越多的同伴。」

在這條備受關注、也充斥爭議的改革路上,他們與百萬港人並肩前行,並努力地相信:香港,是有路可走的。

圖/換日線編輯部 製作

備註:香港眾志成員周庭針對去年報名參與立法會港島區補選,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一事向法院提告,已於今年 9 月 2 日獲高等法院裁定勝訴,該次補選結果也隨即失效;而區諾軒正是該次補選中當選議員,因而被裁定為「非妥為當選」。

在 9 月 9 日的採訪中,區諾軒表示:對於是否針對判決結果進行上訴,一度十分掙扎,「因為別人會誤會,你是否要推翻周庭的選舉呈請」,但他言明事實並非如此,「不論是我還是周庭,去質疑這樣一個流弊,都是為了香港政治制度出力、也是為了讓香港有一個開放的參選權而出力。」

區諾軒已於 9 月 20 日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上訴文件提到:即便法院裁定周庭勝訴,仍應保留區諾軒議席,反之等同剝奪選民權利。另外,區諾軒也表示之後不會爭取區議會連任。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范家朗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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