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何韻詩:謝謝年輕人,讓香港有動力再站起來

【專訪】何韻詩:謝謝年輕人,讓香港有動力再站起來

採訪:關卓琦、賴冠穎、林欣蘋;撰文:林欣蘋/換日線編輯部

9 月 13 日,香港歌手何韻詩現身台灣,參與 2019 年奧斯陸人權論壇(Oslo Freedom Forum)台北場,談論香港持續至今的反送中運動。這是她今年二度參與該論壇,約 3 個半月前(5 月 27 日),她才在挪威場的論壇上回憶 5 年前的雨傘運動,並在現場用粵語演唱了一首〈極夜後〉,引發熱烈迴響。

自從 2014 年親上雨傘運動前線,與學生站在一起、甚至一度被捕,何韻詩儼然成了香港年輕世代眼中,最具影響力與行動力的社運代表人物之一。如今爆發反送中運動,她亦積極加入聲援,除了數度現身運動現場、頻繁於社群媒體更新運動現況外,更不斷登上如奧斯陸人權論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與美國國會等國際舞台,替港人向世界發聲。

在抗爭者眼中,她是親和力十足的「阿詩」;在反對者眼中,她「明明是加拿大人」;在國際媒體的報導下,她被貼上了「香港社運歌手」的標籤;而在中共政權的黑名單上,她則成了不折不扣的「港獨藝人」。

但對何韻詩本人來說,事情遠沒有外界賦予她的各式稱號那麼複雜,「我的身份就是群眾當中的一個人,也是公眾人物,可以用自己的音樂和方法,表達意見、說出真相。」她是香港民主運動浪潮中的一滴水,與香港民意的大海合流,共同捲起時代的浪濤。

至於過程中有沒有成為浪頭、最終又能不能成功將時代翻頁,對何韻詩來說,早已不是重點。近年來潛心修佛的她說,這次運動的精神 " Be water ",和佛法中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樣,談的都是生命狀態的「流動」:「我們不應該固守於某一種狀態,而應該要像水一樣,可以是冰、是水、是蒸氣,在不同的空間裡流動。抱持這樣的 mentality(心態),就顯生出這個運動裡面最大的力量。」

話雖如此,不執於一時一念,談何容易?

事實是,20 年前的何韻詩,也曾走過一段尋找自我的旅程,透過不斷的經歷與修鍊,才成就了如今這個自信而富彈性的自己。

97 年自加返港,以梅艷芳為社會參與的偶像

1997 年,何韻詩 20 歲,就在她生日的兩個月後,香港主權移交。童年隨父母移民加拿大的何韻詩,偏偏選在這一年,從魁北克回到了出生地香港。

何韻詩曾在過去的諸多報導中,一再提及加拿大社會的和平與友善,更表示自己在加國的生活,幾乎不曾因移民身份而遭遇霸凌──鑒於其正面的移民生活經驗,難免讓人好奇: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她做出了「返港」的決定?

「香港是我的家啊。」何韻詩理所當然地接口,似乎對這個問題感到奇怪。「加拿大是我心中的另一個家,但我真正的根在香港。」

原來儘管移民他方,何韻詩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香港人身份,成長過程中仍持續關注香港的消息;此外,她青年時期的偶像、後來的師傅梅艷芳,也是她與香港重要的情感連結、更是她在無論香港音樂圈或社會參與中的 ” role model “,「後來證明這個偶像是選對了,因為她非常關心社會議題,也會為小眾發聲。所以當我自己成為一個歌手、一個公眾人物的時候,我很清楚這個身份可以為社會帶來什麼影響和改變。」

成年返鄉,滿懷期望用音樂改變社會,乍聽之下很浪漫,實際上卻充滿挑戰。何韻詩坦言,當年的香港社會,習於將「成功」和名利畫上等號,與加拿大相對淡泊的價值觀相牴觸;讓她一度適應不良,「我覺得為什麼一定要得獎才可以被認可?那些遊戲中的潛規則讓我非常不服。」不服之餘,她也自我懷疑:「我是不是其實不適合這個環境?我是不是不應該在香港當歌手?」

2000 年,何韻詩選擇暫離香港,來台「重整」,意外發現「原來只是過一個海,就沒有人知道妳是誰」,讓她豁然開朗:「有時候在一個空間裡面,會很在意你附近發生的事情;但你走遠了就會發現,你本來在意的東西或許沒那麼重要。」

她更表示,若是相同狀況發生在其他歌手身上,可能會感到很挫敗;但對她來說,反而是從挫敗中被「解放」,讓她「可以重新當一次新人,重新找到當歌手的熱情」。

圖/關卓琦 攝影

因雨傘運動,對香港產生「真正的歸屬感」

2014 年,當何韻詩一度考慮在台定居時,香港社會發動了一系列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也成為了何韻詩返港的契機。

「這應該是香港社會對政治、社會運動參與的一個開始,從整個歷史來看,香港人第一次站起來,為自己的權利發聲。」

而她認為,領導香港人站起來的,正是年輕人們。「像黃之鋒 10 幾歲的時候就站出來反對國教,那個動作非常重要,因為中共這個機器洗腦人民的過程就是從教育。當一群中學生站出來說不的時候,它其實喚起了很多香港人,也鼓舞了他們走到雨傘革命⋯⋯」

看到連學生都走上前線,為香港的未來奮鬥,何韻詩感到義不容辭。儘管身為公眾人物,「站出來」的代價便是被中國市場封殺,她卻說,「如果每一個人都覺得我不要被黑名單、我不要經歷那種打壓,其實你已經自己把自己打壓了,那根本後果還是一樣的。」這份油然而生的使命感,讓她發覺自己與香港間的羈絆,比想像中還深,更對香港產生了「真正的歸屬感」。

不幸的是,雨傘運動可說是港人「公認的失敗」:不僅「真普選」未成真、青年與中年運動者產生齟齬、「和理非」與「勇武派」彼此對立、青年參政在未來的幾年中被「DQ 事件」打壓,「佔中九子」亦於今年全數被判有罪⋯⋯。這些年來,香港社會似乎陷入了絕望,除了少數人仍不懈地奮鬥外,許多當年傘運的參與者均已不再對「公民抗命」懷抱希望。

未料,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再度創下香港歷史──光是 6 月 16 日單次的遊行人數就高達 200 萬,遠遠超越「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2 個多月下來累計的總人次 120 萬。而抗爭時間,從 3 月至今已逾半年,約是佔中時長的 3 倍。

「其實連香港人都沒有想到,我們會用一個這麼大的力,重新再走到街上。」何韻詩感性地說。這一次,她自然也是街頭的一員。

5 年後重回街頭,無論對於香港社會還是何韻詩來說,都是一次反思與學習。這些年來,透過禪修,她對人生有了新的體悟,對於運動也有更深刻的詮釋。何韻詩回憶,當年因為缺乏經驗,在運動中經常處在被動狀態,並且因太急於求成而過份執著,以致於當期望與現實不符,便會格外失望。

「但是現在回看這 5 年,會覺得那是一個必須的過程。在任何一場社會抗爭裡面,一定會有高跟低。你如果永遠在高位,就不會看到當中的問題,和一些做不好的地方;真的要跌到谷底,才能『置之死地而後生』。」

「這一代的香港年輕人,看到的香港很不一樣」

而當何韻詩與當年的傘運參與者重獲新生,何韻詩也發現,有一批新世代的生力軍,加入了此次抗爭的陣容:「雨傘運動的時候,他們應該還沒能夠參與,但是他們有看見我們當時面對的困難,知道什麼不應該做、什麼應該要做得更好。所以雨傘運動在 5 年前的一個挫敗,透過這一個新的世代,發動一個新的抗爭,去把我們做不好的事情做得更好。」

何韻詩口中的新世代,正是 1997 年前後出生、如今約 20 歲,正在讀中學或大專的青年;與 1977 年出生的她,剛好差了 20 歲。20 年的歲月,恰恰就是「香港回歸」的時長,而這段時間的社會變化,被何韻詩比喻為「一個溫水煮蛙的過程」:一國「兩制」未能落實、房價高居不下、中資滲透媒體,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漸漸發現,自己無法「像爸爸媽媽那一代,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安份守己的過生活。」

「當大家看到我們原有的人權、公義都慢慢失去,年輕人會開始想:如果看不到未來,為什麼我還要乖乖跟著這個大人給我們的社會規則走下去?」世代落差由此成形。

何韻詩指出,「這個世代看到的香港,跟我們看到的香港非常不一樣;可幸的是,他們沒有因為是 97 年後出生,而覺得這一切(社會變化)就很自然、沒有問題──還好是這樣!」

何韻詩帶著笑意繼續說,還好,這一代人和她的年代不同,對於人生「成功」的定義改變了,比起對物質生活的追求,更講求個體在社會中自由發聲的空間,「跟以前 generation 的那種服從性,是完全相反的。」

「我個人非常感謝這些年輕人,如果沒有他們這麼堅定的參與,可能很多香港人都沒有動力再站起來。」

圖/關卓琦 攝影

「改變香港的未來,要很多很多人站出來」

雨傘革命前,曾有人將香港不同世代間資源的落差與競爭,形容為「世代之爭」;雨傘革命時,戴耀廷與黃之鋒對於佔中現場「撤與不撤」的決定,亦被部分論者指為「世代鬥爭」;然而 在 2019 年的今天,何韻詩認為香港人再也不對內「爭」了,而是聯合起來,一起向當權者爭取對香港未來的決定權。

何韻詩說,反送中運動最重要的一課,就是每一個人,不分世代或身份,只要對運動有想法,都該在當下付出努力,「重點不是在你做完這件事情之後有什麼的成果,而是你做了之後,會有別人看到,然後產生 ripple effect(連鎖效應),大家會接力做下去;而且那個接力不是只有在香港本土,它會蔓延到台灣、台灣以外的地方,甚至美國、澳洲、加拿大──這就是這場運動最成功跟最美麗的地方。」

「這不是一場無法戰勝的抗爭,但是要很多很多人站出來。」

站出來後,把握當下,盡力而為,不去想眼前的運動,可以再撐多久、甚至能對 28 年後的香港,產生什麼影響──這一年,何韻詩化作涓滴,與一個個抗爭夥伴,匯流向一個更為不同的香港。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關卓琦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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