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都拉斯當志工、荷蘭念碩士、英國求職──10 年後我帶著全世界回到台灣

宏都拉斯當志工、荷蘭念碩士、英國求職──10 年後我帶著全世界回到台灣

文:黃詩惠 

為什麼離開的原因,和為什麼回來的理由其實都是同一個。在多年之後,我懷著同樣的那 3 個字,背著破舊的背包回到了台灣,而這 3 個字就是” being myself “「做自己」。

從小在學習和生活上,我都是以應卯的心態,隨著社會規範的框架,做到「不偏不倚、輕鬆寫意」為主要方針;連大學科系也是在不商不法、爸媽不喜文史的折衷之下,選了社工系,糊里糊塗讀完了 4 年。

2008 年,面對畢業之際,想著人生的規劃,「我不要做社工!這不是我要的!」、「如果要真正的自由,我要離開這裡。」這些念頭一旦出現了,就像是麥芽糖一樣沒再離開過。在這樣的契機下,我沒跟家人拿錢,靠著政府、跟著國合會踏上了兩年的中美洲長期志工之旅,也開始改變了我人生的視野。

支援台灣同婚法案。圖/黃詩惠  提供

「嘿!你來錯了!但你留下來吧!」──宏都拉斯

宏都拉斯,這個對於世界大多數的人都陌生的國家名字,對於一個從小在台北家中長大的我,是人生第一個居住的外地。我還記得第一天去上班時,眾人滿臉驚訝的臉色,「我們要的是一個營養學的志工,不是剛畢業的社工,而且我們全部只會說西班牙文」,一陣結結巴巴的翻譯機對話後,赫然在這個無比驚恐的結論下,展開我人生第一個外地生活。

在專業和語言不對口的情況下,我的前一年多少有點小透明的狀況,除了好好的學語言和閱讀資料,能做的事微乎其微。然而,突然因為政變的關係,我在辦公室從小透明變成炙手可熱的辦公室行政人員!因為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我這個傻傻的外國人還在,並一起與他們用台灣人高超的電腦文書技巧,將紙本檔案得以電子化建置資料庫。

光怪陸離的兩年志工光景中,因為政治、治安或外在的因素,讓工作狀況一直都是充滿驚奇,這也讓我到最後能夠像當地人一樣,平心靜氣地看著工作的變化,好好喝杯咖啡,不慌不忙地解決問題,這也成為我後來在助人工作上最大的亮點。

工作以外,拉美文化也讓我從對自己形象感到自卑,變得開始直視自己和欣賞自己。

在宏都拉斯,不論男女,他們對於看到的外表都會給予真誠直接的稱讚。在宏國兩年間是我人生收到最多稱讚的時光,每天聽到別人對我說「很漂亮」、「妳有好看的眼睛」等等。這對於生長在總是聽到「你永遠不夠瘦、你永遠不夠美」的島國人民來說,無疑是一個震撼。

有一次女性朋友也是如此稱讚我,我對她說:「我一點都不好看,妳不要說好聽話了。」出乎意外的是,她很生氣地回我:「我是真的覺得好看才說的,妳為什麼不能接受自己的好?」 天天被反覆提醒下,回到台灣後的我不再對於自己外表產生疑問,也開始能夠睜開眼欣賞不同的美。

若說到台灣與宏都拉斯最大的差異,不得不提他們的收入不平等和動盪的社會。

由於我的工作內容一部份是隨著當地人,前往貧困區進行家庭訪視。因此常常聽到他們說到發生在生活周遭的暴力、死亡,甚至是飢餓。這些話題平淡得一如我們在辦公室中所提的下午茶、網購等等瑣事一樣;幾天後,因為協助台灣使館,我穿著合身的套裝在五星級飯店中,與該國的權貴核對身分並歡迎他們參加國慶。

巨大的貧富落差和對身分階級的區別,這些在台灣沒有那麼明顯的東西,深深地震撼著我。即便那時我已受過社會工作的訓練。

宏都拉斯 台灣之夜。圖/黃詩惠  提供

「這次跟上次會不一樣的,畢竟這是歐洲!?」

兩年後我再回到台灣,帶著從宏都拉斯對於動盪的平靜與接受、對於不平等的認識和更愛自己的我,回到台灣,也讓我決定投入社會工作的實務前線。那是在面對不平等的社會中,我可以為他人投入的地方。

在社會工作中實際服務了 4 年半後,當時將近 30 歲的我重新審視了生活。雖然在做社會救助的工作,但其實很多政策和人權的部分需要國際性機構和更高的位置才能改變。同時,對於國外生活的嚮往讓我再次蠢蠢欲動。「我想要在國際非營利組織中工作」這個念頭帶我離開當時穩定的工作,於 2014 年的夏末,前往歐洲讀書、工作。

從小對於歐洲和學術生活憧憬的我,開始在海牙──荷蘭第三大城生活,攻讀社會政策與國際發展的碩士學位。鹿特丹大學的國際社會科學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簡稱 ISS )是一所國際學校,同一屆的同學來自於五大洲、55 個國家,說是個小小聯合國也不為過。

美好的歐洲生活幻影在第 3 個月就踢到鐵板:2 科「不及格」的通識學科,揭開了我真正的歐洲生活。哭哭啼啼地跑到老師的辦公室,詢問我到底哪裡做不對了?明明答案都跟學過的一樣。 研究亞洲文化的社會科學教授溫柔地看著我,並細細地跟我解釋,歐洲思維和亞洲思維的差異,以及未來做研究時,歐洲的思辨才是他們的重點,而非亞洲的反思記誦和歸納統整。

不浪漫的歐洲生活

這個發現對於我,無疑是一個重鎚。在我夢想中的自由平等的地區,其實,歐洲思維才是主宰。許多亞洲實際的經驗和想法,若不能符合他們的思考邏輯下,一切皆斥為不予評價的東西。尤其在西方主義自19 世紀工業化興起後,西方思維做為圭臬。因此,有時候碰到「妳不是歐洲人,妳不懂」的情況,忍不住讓人翻了白眼。更不用提及與 55 個不同國家同學一起學習,各大洲的文化和觀念碰撞在一起,往往還沒有共識前就先吵架,最後還要一起琢磨如何寫出一個充滿西歐脈絡的報告送給老師。讓人在還沒國際化之前,就已經精疲力盡了。

對於國際組織的人道救援工作的理想,在學期間多有磨損,實際在英國踏上尋求國際非營利組織的職位後,更發現「非歐洲人」都是就業市場的次等公民。另外,不平等原來還能體現在國家合作關係上。台灣作為一個中國「不喜歡」的國家,在各洲間大多缺乏長期國際合作關係,連帶地讓台灣人參與國際舞台的門鑑更高,需要額外的努力和更多非官方領域的嘗試。

隨著對國際發展的了解和求職的過程,我漸漸地看到了世界更多不同面向和我自己的國家──台灣。

為什麼一定要在外國生活?

直到 2018 年 9 月,面對著將近尾聲的英國生活,我重新思索了在歐洲這片大陸 4 年來的生活。赫然發現,其實世界是平的,每個國家都有他的好與不好之處。我自己為什麼一定要在國外?為什麼不能是台灣呢?這個問題在某次與前輩的閒聊中,找到了屬於我自己的答案:「你從台灣去環遊了世界,為什麼不帶著全世界前來台灣呢?」因此,台灣再次變成了我下一個目的地,也目前持續居住著。

人類的生活自古以來都是移動的,不管現在是歸或不歸,都是暫時的狀態。回到台灣的理由,也可能是決定離開台灣的理由。每當我思索自己的移動和對海外生活的追求,有趣的是,當初出發的命題都變成我回來的理由,每一次的往返都讓我更貼近這個世界,也讓我更回到自己以前曾覺得不自由、不國際化的台灣。

回到台灣。圖/黃詩惠  提供

《關於作者》
黃詩惠 
非營利組織工作者,目前負責國際事務和癌症預防。曾有超過5年的社會工作實務經驗並領有台灣社工師證照,正業之餘,也跨足服務業、旅遊產業,對於文化和國際交流工作從有很大的熱情到熱於從事。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關卓琦

Photo Credit:黃詩惠  提供

回家,回台灣做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