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人手上也有刀子──從《危險心靈》到《最乖巧的殺人犯》,演員黃河的自我揭露

善良的人手上也有刀子──從《危險心靈》到《最乖巧的殺人犯》,演員黃河的自我揭露


由《引爆點》導演莊景燊執導的電影《最乖巧的殺人犯》,再次碰觸台灣社會題材。劇本由編劇廖柏茗與王莉雯共同完成,黃河則在片中飾演熱愛動漫文化、不擅社交的男孩「阿南」,年幼時代遭逢父親與哥哥輕生,家中只剩母親和一位失智爺爺,更遇上流氓叔叔因覬覦爺爺遺產而回家。

這樣一個生長在破碎家庭的孩子,成天沉浸在虛擬動畫人物「波比達」的世界中。在那個世界裡,波比達與它的主人不論傷得多重、不論反派再厲害,最終都能反敗為勝──換言之,勝利終屬於善良的一方。在現實世界中,阿南也是這麼相信的。他用自己的方式應對家人、朋友與周遭的人,盡全力守護的同時,卻也漸漸被現實推向懸崖邊緣⋯⋯。

為了更了解這個角色,筆者經電影公司牽線,有機會親自與本片男主角黃河聊聊他的表演,以及他對這部電影的理解,以下為本次訪談內容。

談表演:如何認識角色?

由作家侯文詠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危險心靈》中的謝政傑,或許是許多台灣人第一次認識黃河的契機。這個青澀又勇敢的少年,是黃河的出道作,當年的他年僅 17 歲。

如今 10 多年過去,小男孩早已長大,從影超過 15 年的他,曾演譯各式各樣不同性格、背景的人物。他說,在塑造人物的過程中,習慣先從劇本中找出角色設定,並與導演討論出雛形,再將人性與生活感和寫實感放入表演裡。為了掌握全片表演節奏,讀劇本時不只會讀自己的部分,也總會讀每個人的部分,並將角色的轉變凸顯出來。

例如本片中的阿南,從最初的無憂無慮,逐漸遭遇不同挫折與關係斷裂,不安與焦躁反映在他的肢體上,而情緒反應也與角色本身息息相關。劇本上簡單一句「生氣」,是破口大罵的憤怒,或隱忍式的敢怒不敢言,均有分別;不同的角色認知,將影響演員如何處理這些細微的情緒表演。

在《最乖巧的殺人犯》中,黃河有許多破格的表現,給予我們過往從未見過的樣子。然而與其視為突破,黃河真摯地說,「我覺得有點太赤裸了,太多我自己的樣子在裡面了,那是我很隱密的一個面向,不是我平常會表現出來的樣子。」阿南也是黃河的一部分,當一個人有這麼多面向,我們又是為何要如此片面解讀每個人呢?

圖/彭紹宇 提供

談自己:別人貼的標籤,並不等於我

本片於 2016 年殺青,當黃河相隔 3 年多首度看完全片時,他最直接的想法便是:「阿南真的好可憐,好同情阿南這個人。」黃河回顧自己的成長歷程,坦言國、高中曾有過被欺負的經歷,而他的應對方式是「與自己相處」。

談及過去,他說,「我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也有很多重要的人要相處,不需要因為某些人不喜歡我,而就相信自己真的很差勁。」這些過程反倒使他漸漸學會如何看不同的人,「每個人看到的表面並不是你所認識的一切,他只是一個外象,有太多面向看不見。」他告訴我。

年紀輕輕就入行的黃河,因為孤僻性格,使他在與人的應對進退上吃了不少苦,「在宣傳的過程,你必須要跟媒體不停表達我的想法。一開始《危險心靈》宣傳時,記者常抱怨聽不懂我在講什麼,我可能講一兩句話就結束,他們覺得好難寫、好難訪、好難聊。於是我從那時開始練習如何表達自己,在那之前我確實是個很不會溝通的人。因為生長環境的關係,大部分華人家庭中,父母與子女缺少溝通,不會有人問你的想法、為何這樣想、為何這樣做。

電影和戲劇都是團體戰,演員除了必須和合作演員、導演、製片、編劇等等工作人員有良好默契,下戲後還需要和媒體與大眾解釋與介紹作品,我開玩笑說,「對一個孤僻的人來說,要和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講這麼多心裡話,是不是很困難?」他大笑點頭,然而在我眼中的黃河,即便偶爾還看得見一點羞赧和語塞,但早已是一位能侃侃而談的專業演員。

談理解:影視作品,如何接住那些「不被理解的族群」?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在 2019 上半年掀起熱潮,之所以引發討論,不僅因這些事件於我們而言並不陌生,也因為作品對加害人與其家庭的描述,脫離過往非黑即白的簡單區別或報復心理,才造成衝撞社會、引發反思的紮實力道。

無獨有偶,《最乖巧的殺人犯》同樣刻劃一個社會底層邊緣的角色,並以他為敘事主軸,探討這個人究竟遇到了什麼?他所處的環境,與所接觸的人們,帶給了他怎樣的影響,讓他一步步走向崩毀?

預告公布後,影片下方有不少網友留言,認為這部電影加深人們對於這個族群的既定符號,或貼更多標籤在他們身上,然而這與電影本身的立意卻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對此,黃河表示:「如果有去看這部電影的人,觀影後絕對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如同阿南被扭曲了,原因絕不是因為他喜愛動漫文化,而是他在乎的東西受到威脅,只是外界在看這樣一個社會案件時,往往會簡單下定論「這就是沉迷動漫的結果」,或簡單粗暴地歸因於「家庭不完整」等等,然而答案絕非如此。當我們將主角看成「人」,真誠地理解他的故事,而非一個犯了罪的「殺人犯」,會發現很多表現上合理的結論,其實是多方的簡化再簡化後所得,而貿然下定論是非常危險的。

善良的人,手上也有刀子

片中不斷出現的「火車」元素引起我的注意,阿南總是形單影隻地坐著火車,孤零零的他要去哪裡?身旁又為何空無一人?本片劇本曾獲優良劇本特優獎,早逝的編劇廖柏茗是重要推手。經過多次修改,從《強大的皮卡丘》到《強大的我》,最後才是現在看到的《最乖巧的殺人犯》,對白充滿許多細微之筆,構建了這樣一個孤寂的自我空間,以及外在世界一而再的刺
激與挑釁,是台灣電影類型多元的一次大膽嘗試。

我們或許遺忘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的小四,是如何從天真無邪的男孩煉成殺人兇手──善良的人手上也有刀子,只是他們不願拿出來而已,當他們在艱難的處境下,也可能變得殘忍。片中的阿南或許不是一個社會期待下的優秀青年,或是符合母親要求的兒子,但他絕對是善良與單純的,是什麼樣的環境和遭遇讓他變成後來的殺人犯,這才是電影最想要說的故事,也是這個社會必須學著理解的未竟之路。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彭紹宇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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