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生了 8 個小孩,因為你想要 6 個」──一個悲傷的算式背後,新興國家東帝汶的人口難題

「你生了 8 個小孩,因為你想要 6 個」──一個悲傷的算式背後,新興國家東帝汶的人口難題

撰文:SOPHIE RAYNOR;翻譯:黃維德

「你生了 8 個小孩,因為你想要 6 個小孩。」

在近 20 年前的東帝汶獨立時期(葡萄牙殖民結束後,曾遭印尼佔領,有興趣了解東國歷史的讀者,可參考本文〈被新南向「獨漏」的東南亞國家〉),這正是許多年輕女性的邏輯。家庭計畫是個單純卻又悲傷的算術問題:家庭預期不是每個小孩都能活下來,所以會多生幾個小孩。

37 歲的 Jacinta 來自半鄉村城鎮格蘭奴,格蘭奴位於盛產咖啡的埃爾梅拉區。她表示,她有 7 個小孩,其中「5 個還活著」。她依循女性在親人離世之時的服喪傳統,身穿全黑的服裝;她的姊妹在幾個月前過世了。黑色服裝通常 1 年之後就不必再穿,但對無數女性來說,在獨立的前幾年,由於親人接連離世,她們得一直穿著全黑服裝。

單看嬰兒死亡率這樣的統計數字,可能無法理解日常生活中的現實。印尼佔領東帝汶的最後 10 年中,每千名活產嬰兒中,平均 165 名嬰兒死亡,比例約為 1/6。當時,東帝汶的人口僅約 75 萬,對許多帝汶人來說,這樣的數據也是直接的痛苦來源:離世的孩子,可能是他們的姪甥、堂表親或兄弟姊妹。

根據東帝汶 2003 年的人口及健康調查,獨立後的嬰兒潮和致力於恢復家庭人口,使得東帝汶的生育率在 2000-2003 年間攀升至每位女性 7.77 個孩子,為當時全球最高。

長達 24 年的殘忍佔領(當時,暗中及強制避孕被視為消滅帝汶人的工具)過後,重建家庭並管控孩童疾病、糧食及乾淨水源有限和疫苗接種率偏低等問題,是極為艱鉅的挑戰。

帝汶人被逼至懸崖邊緣,但他們活了下來,他們的家庭熬過了這一關。現在,他們需要支持以邁向富足。

然而,經歷了貧窮、喪失親人和幾近滅絕之後,在如此複雜交織的後衝突背景之下,要如何管理人口、讓女性有能力選擇自身未來,並引導國家走向富足之路?

家庭計劃政策:推廣避孕,但仍難以改變心態

2002 年聯合國過渡政府結束、東帝汶恢復完全獨立後數月,新任衛生部命令其政策團隊與聯合國人口基金會(UNFPA)合作,發展東帝汶的首項家庭計畫政策。

這項政策認清,孕產婦面臨嚴峻風險,以及東帝汶在全球生育指數排名第一並非好事。決策者嘗試確保東帝汶境內「所有醫療設施都能有效率地提供」生育醫療服務,這不只是為了增進個人福祉,也為了提升東帝汶的國家總體健康水準。

UNFPA 於 2003 年在東國首都帝力成立辦公室;自那時開始就與 UNFPA 合作、現為 UNFPA 東帝汶助理代表的 Domingas Bernado 表示,「這是一項以人權為基礎的、自願性的溫和政策。」獨立的帝汶發展觀察組織 La’o Hamutuk 認為,這項在 2004 年 3 月開始實施的政策,具備包容、進步、諮詢等特質,而且獲得政治、公民團體、宗教等各界領袖的支持,其中又以宗教界最為關鍵。

東帝汶的人口約有 98% 為天主教徒,教會也在家庭、社會和文化生活中,扮演重要、充滿影響力又正面的角色。天主教並不支持人工或現代的避孕手段(東帝汶的政策為允許、推廣並發送這類避孕手段),但 Bernado 表示,當地教會領袖尊重衛生部的任務,亦即推廣家庭計畫相關的教育和資訊。

她表示,「(這項政策)廣為徵詢各方意見。教會並未說不;他們無法推廣現代手段,但(帝力的)主教表示,政府必須提供它應當提供的事物。」

衛生部推廣家庭計畫,已使孕產婦死亡率降為獨立之初的一半,等同於每年拯救了數百條性命。衛生部的政策要求所有醫療機構提供生育服務,包括生育諮詢,並針對「適當種類」的避孕手段,向客戶提供「完整及精確的資訊」。

在這個多為鄉村地區的國家,有不少散佈於大型村落的社群診所。這些診所的醫生除了自然家庭計畫的相關訊息外,也必須提供 5 種人工避孕手段:注射、植入、避孕藥、保險套和子宮內避孕器。而在衛生站(設立於更偏遠地區的小型診所),醫生必須提供注射、植入和保險套。

Bernado 表示,UNFPA 每年都會檢視庫存水準,唯一偶爾會缺貨的避孕手段即為保險套,因為醫生是依照需求來準備庫存,而保險套的需求有時相當低──民眾傾向於不要求提供保險套,這可能是因為許多人相信,使用保險套的人很淫亂。

即使如此,東帝汶仍是避孕手段使用率最低的亞太區國家之一,只有約 26% 的人會使用任何型式的避孕。由此觀之,沒有更深層的社會心態轉變,單有提供避孕手段的政治決心是不夠的。

女性缺乏相關資訊,青少年可能提早進入婚姻

東帝汶的最新全國人口健康調查,是在 2016 年進行;這份報告顯示,超過 1/3 有性行為的未婚女性表示,她們想要使用家庭計畫,但其中只有半數女性有辦法取得。家庭計畫領域的工作者對《New Naratif》表示,診所缺乏庫存(有些人表示,他們曾經見到鄉村診所放著過期的存貨),部分醫療人員會拒絕向未婚女性提供避孕手段,此外,許多女性也因為害羞或尷尬而不願開口。

這個問題在青少年身上格外嚴重:

東帝汶政府、UNFPA 和 Plan International 在 2017 年委託進行的小型質性研究指出,在東帝汶,青少年懷孕是早婚的主要肇因,若年輕人更能取得完整的性教育和性健康服務,青少年懷孕和童婚率都有機會大幅下降。

近 1/4 東帝汶女性會在 20 歲以前懷孕,進而助長青少年婚姻:人口數據顯示,大多數帝汶女性是在同一年結婚和懷下第一胎。

公民團體在帝利舉辦家庭計畫工作坊,圖為參與工作坊的年輕女性。圖/Plan International

在東帝汶,青少年懷孕雖然是種健康疑慮(15-19 歲母親的孕產婦死亡率,最高可達較年長母親的 2 倍),但在思考此事之時,也必須考量擁有小孩的重要性與複雜的社會及歷史脈胳,特別是印尼佔領時期的人口控制歷史。

在此脈胳之中,部分較年長女性仍舊擁有生育權遭受打壓的清晰記憶,眾人十分珍視小孩,許多女性想要小孩,女性首次懷孕也是件值得慶祝之事。

27 歲的農民 Felisima,來自位於東帝汶山地丘陵區的阿伊萊烏縣。她 17 歲時懷孕,也因為懷孕而結婚。她表示,「在我的社群,如果你沒有結婚,你就不能和男人在一起。」

未婚女性能夠取得的家庭計畫資訊有限,許多人也完全不了解性愛或生育。接著,她們意外懷孕,也因而結婚並面臨生育更多小孩的社會鼓勵。

Felisima 表示,「我第一次性愛就是與我的丈夫發生。我之前完全不了解性愛,但因為我的丈夫要我做,雖然我非常害怕,我還是同意了。」

如今,她是 4 個健康小孩的母親,在女性農民合作社努力工作好養育他們,「現在,我最在乎的事就是孩子的教育。」

在東帝汶的保守社群中,性愛和生育並不是常見的談話主題。帝汶女孩或許會在青少年時期後段開始約會,但關係緊密的社群中沒有隱私,婚前性行為亦不受認可。部分學校提供性教育,但不是每間學校都有。帝汶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或許會學到什麼是輸卵管,也知道月經很正常,但不一定能將去小店購買衛生棉與懷孕、性愛或性吸引力連結在一起。

在 UNFPA 的青少年懷孕報告中,19 歲的 Natalia 對研究者表示,「我大概知道小孩是怎麼來的,但不是非常了解。」獨自撫養小孩的 Natalia,是在男友離開她之後發現自己懷孕;為了這個小孩,她選擇輟學。

她說道,「我從來沒有看醫生或接受任何諮詢,我甚至成功隱暪了家人。臨盆的時候,我告訴父親我背痛,但他很快就發現我的小孩快要出生了。」她平安地生下了小孩,目前仍舊與家人同住。

UNFPA 的報告發現,可以取得的避孕手段有限、缺乏性愛及生育知識、在親密關係中居於弱勢,使得年輕女性很容易在準備好之前就懷孕。報告指出,青少年懷孕和早婚,會為年輕人的許多生活面向帶來不良影響,影響他們的健康、教育、就業機會和總體幸福。

女孩不了解自己的身體如何運作、無法取得避孕手段,以及面臨來自男友、稍稍加快關係進展的壓力──這些都是東帝汶家庭計畫工作者最擔心的事情。

圖/Shutterstock

生育選擇權陷入險境,未來有待觀察

2017 年後段,前衛生部長 Maria do Céu Sarmento Pina da Costa 要求修改 2004 年家庭計畫政策,使得家庭計畫領域陷入恐慌。

衛生部家庭計畫專案負責人 Auria Celina Martins da Cruz 對《New Naratif》表示,「他們擔心的是『個人』這個詞;個人可以取得家庭計畫手段。它的意涵是什麼?非常年輕的小孩能夠取得避孕手段嗎?所以我們(在政策草案中)將它改為 kaben-na’in(己婚者)和成人。」

此舉的目的為釐清成人可以取得家庭計畫手段,然而,使用了看似限制性的「kaben-na’in」,也在帝力的部分圈子中引發疑慮。公民團體和非政府組織擔心,如此明確地指稱已婚者,將使年輕人和未婚者不易取得避孕手段。

Plan International 的東帝汶副主任 Fatima Soares,在 2017 年發表於該組織網站上的文章中指出,「此政策完全排除了年輕人和未婚者,不但奪走了帝汶女性和女孩的基本人權,使他們不能為自己的身體做決定、不能掌控自己的身體,還會使童婚持續下去,使女孩的健康承擔嚴重風險。」

其他家庭計畫領域的工作者,也針對這項政策草案的意圖,私下向《New Naratif》表達了類似疑慮。

2017 年的政策草案除了明確指稱已婚者,亦偏好以自然的比林斯排卵法,作為東帝汶的主要避孕方式,認為那尊重傳統、文化和宗教信仰。比林斯排卵法藉由辨識模式(例如監控子宮頸黏液等)來判斷女性的生育能力,但其效果並沒有確切證據。

目前的政策平等看待所有的避孕方式,2017 年的政策草案(獲得較保守的政府成員支持)則會使醫療提供者優先推廣比林斯排卵法。如此一來,前往診所和醫療站的女性,可能就會更難取得擁有證據支持的其他避孕方式。

草根運動快速湧現,向當時的衛生部長 Rui de Araújo 提出請願;政府準備投入選舉之際,草案亦受到擱置。Araújo 醫生的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黨,在 2018 年 5 月失去執政權。三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則在幾個需要總統核可的部長人選上陷入掙扎(衛生部長亦包括在內);總統因為貪汙嫌疑拒絕了 9 位人選。草案並未獲得核可,Araújo 醫生亦於 2017 年底發佈公告,確認 2004 年的政策仍為現行政策,但這項政策的未來仍充滿不確定性。

UNFPA 的 Bernardo 醫生表示沒有必要恐慌,並重申政策不會改變。以 2004 年的計畫而言,她認為,「真正的問題並非政策,政策非常強而有力。目前的挑戰在於用品。」

她表示,UNFPA 正在與衛生部密切合作,協助政府取得注射劑和子宮內避孕器,以滿足持續成長的避孕需求。UNFPA 亦於 2015 年開始,為東帝汶各地的初級醫療人員提供綜合訓練,確保避孕用品能正確發送,並搭配適當的諮商。

2003 年,UNFPA 在東帝汶初次展開活動,協助處境艱困的東帝汶進行首次人口普查,計算這個新獨立國家的公民人數。東帝汶的故事由衝突和困苦,轉往團結國家以尋求發展之際,或許,生育議題的主軸,也會從恢復人口移往提升公民權利、加快人類和經濟發展,以及東帝汶女性的保護和賦權。

註:本文使用假名以保護當事人隱私。

備註:本文原載於 New Naratif 官方網站,英文版原文請見〈Repopulating Timor-Leste〉。

《關於作者》
SOPHIE RAYNOR

Sophie Raynor為自由作家,現居東帝汶帝利,對東南亞的性別、年輕人和政治議題充滿興趣。她的推特帳號為@raynorsophie。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Plan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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