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如何殺死男同志?

新加坡如何殺死男同志?

撰文:John Lee;翻譯:黃維德

在現代新加坡,同志男性(或更明確來說,被一位或一位以上順性別男性吸引、表面上看來屬於順性別的男性)從出生到死亡,始終受到系統性的歧視。本文將從法律、軍事、居住、教育和健康等 5 個面向討論此一歧視,並解釋同志如何在這些限制之下,嘗試保持動力、尊嚴和自主。

法律:沿用殖民時期刑法、挑戰憲法失敗

過去 10 年,許多運動人士和學者一次次地覆述此法條:刑法典第 377A 條規定,「任何男性在公開或私人場合,實行、唆使實行、導致或嘗試導致任何男性實行,與另一位男性之間的任何嚴重猥褻行為,應處於兩年以下徒刑。」此法早在受大英帝國殖民時便存在,起草於 1938 年,並被保留至新加坡刑法典中。其寬廣的詮譯和意涵,影響遍及同志生活的各個面向。

也因此,過去 10 年,運動人士已三度嘗試撤銷此法,但都以失敗收場。第一次為 2007 年 10 月;當時,官委議員蕭錦鴻提出請願,試圖透過國會行動修改此法。接著,其他國會成員便提出了反制請願和反駁。最終,總理李顯龍以異性戀霸權社會為由,宣佈保持現狀並保證不會主動執行此法(註一)。

然而,國會的承諾無法成功影響執法者的行為:2010 年,至少兩宗原以 377A 法條起訴被告的案件,修改了起訴罪名。這一次,其中一名被告 Tan Eng Hong 決定提出憲法挑戰,也在傳統及社群媒體上引發大量討論。同志伴侶 Lim Meng Suang 和 Kenneth Chee Mun-Loen,在 2012 年 11 月提出挑戰(註二),亦延續了這些公開和私下論辯。儘管兩案都沒有成功,但也將身為同志的各個面向,帶入了媒體和談話。

它們揭露了身為同志的多元本質:一如其他人,部分男同志會在公開場合性交,當然也會在私人場合性交;有些人選擇單一伴侶,有些人選擇多重伴侶;有些人富裕又有影響力,但許多人都貧窮而無力。最重要的是,它們揭露了同志男性的生活是多麼地平凡又平常。

不過,這些國家級事件也誇大了同志人士的影響──事實上,透過法律邁向同志平權,同志男性並不抱太大期望。除非他們本身就是律師,否則法律術語和訴訟成本都是重大阻礙。而在社會接納方面,過去 10 年的社會學長期調查,亦持續證實民眾的保守傾向。一項調查認為,遵循常規、內在宗教性、西方導向、人際接觸、間接曝光,以及認為同性傾向是種選擇,全都是形塑和改變對待男女同志態度的重要因素(註三)。

新加坡的法律有著殖民時期保留至今、男性之間的「嚴重猥褻罪」,許多男性也遭到此罪名起訴,其中之一即為 Tan Eng Hong。他在 2010-2014 年間展開了漫長的法律之爭,朝撤銷 377A 邁進;這次嘗試雖然沒有成功,但也為新加坡的同性戀歷史留下了重大影響。後來,法庭以不同的法條判處他罰款。圖/Tan Eng Hong 提供

軍隊:「302 類」士兵的特殊待遇

新加坡武裝部隊的同志服役禁令,直到 2003 年才被取消,但軍方亦採行國際疾病分類(第九版)第 302 類,持續探詢所有入伍者的性傾向(註四)。此分類將「僅止或主要受到同性者的吸引,無論是否有身體關係」認定為性偏離或性失調。換句話說,軍方相信同志有問題,只因為他們是同志。

入伍前的健康評估會詢問入伍者的性傾向。若入伍者表示自己是同性戀者或跨性別者,就會接受一輪心理調查,並列為「302」類。入伍者的分類,會決定他們的職務和服勤時間。列為「302」類的士兵,僅能擔任較低階的職位,也不能在營區過夜;無論體能狀況為何,他們都不必參與 5 項體能測試的其中 2 項。

軍事社群與公司、工廠組裝線等大部分公民社群相似,常會偏好或鄙視某些特質,展現這些特質的人,則會獲得讚揚或遭受霸凌。社會對待性傾向的態度改變之際,在軍隊之中,同性戀傾向與同性情誼之間的界限也逐漸模糊。畢竟,軍隊理當是灌輸社會凝聚與國家團結原則的地方(註五)。不考慮自行宣告同性戀傾向的情況,對所有新加坡男性來說,軍隊或許就是最為平等的地方,無論他們的性傾向為何。

身為同志,Lawrence Wee 遭受職場歧視,也在公司違反合約的情況下被迫辭職。然而,高等法院在 2014 年駁回了他對前雇主 Robinson and Company 的推定解雇之訴。這樣的裁決顯示,司法仍然保留了職場恐同的空間,也對雇主較為友善。圖/Lawrence Wee 提供

住房與空間:缺乏資源、必須隱藏

政府的立場是:空間非常有限,所以人民的居住空間全都得接受規劃,甚至向天空和地底延伸。新加坡靠著柬埔寨、印尼等鄰國的沙石,以填海造陸穩定地擴張土地面積,現有土地也經常再次開發。國家規劃單位則會依照種族、婚姻狀態、家庭收入、公民身份等抽象人口統計分類,將這些空間分配給民眾。這類都會計畫與住房政策,是以政府的理想社會願景為目標,也會歧視男女同志,因為這個理想願景將他們排除在外。

政府並不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無論有無補助,公共住宅的取得核可,幾乎專屬於育有或沒有子女的已婚異性戀伴侶。在推出單身機制(允許 35 歲以上的未婚者購買兩房公寓)之前,同志如果無法負擔私人市場上的住宅,就只能與家長同住或租屋。也就是說,同志或未婚伴侶,皆無法享受已婚伴侶擁有的房地產優惠待遇。以此觀之,擁有同性戀子女的家庭,享有的國家資源(無論是否與財務有關)較少。

再者,同志常得面對封閉的、人數較少的異托邦,亦即主要參與者並非主流大眾、而是同性戀人士的差異化空間──讓同志可以免於恐懼、自在社交的「較為安全的空間」(註六)。這些空間包括酒吧、夜店、桑拿和「巡遊空間」。當眾展現愛意和親密感的尋常行為,是許多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人權,但對同志來說,這些行為被排擠至具有隱密性的空間,例如汽車旅館、私人住宅等。

日常生活中的親密表現亦是如此,親吻、擁抱、牽手等身體表示,並不適合當眾進行。同志和同志伴侶能公開展現的時尚和行為,亦受到限制。

總體而言,當代的新加坡社會有著不成文的、保守的穿著和行為規範;長期下來,同志也緩和了服裝的色彩和緊身程度,並減少身體配件的數量,擔心自己會在職場或公共場合遭到歧視。個人嘗試在空間政治分配與身體社群管理之間取得協調,正是從真實恐同邁向想像恐同的心理及社會轉譯。

同志退居專屬他們的小型公共空間,最終,他們也會調適自身行為以符合所處環境。同志知道自身的居住和移動權比較不受尊重,也認清某些地方會比較善待自己。一如新加坡建造了更多購物中心和公園,同志亦悄悄地將不受公眾注意的都會郊區地點仕紳化。他們想要擁有更安全的空間,也在這種內在渴望的引導之下,透過直覺找出適合接觸和玩樂的特定安靜地點。有些人探入這些空間,是為了尋求一時歡快,但大多數經常前往這些地點的人,是為了尋找想法想近的人、與他們建立友誼或親密關係。

身為霸凌、強迫轉性和死亡威脅的受害者,Faligh 最大的恐懼其實是評斷。他對近親和朋友相對開放,但還是不太願意公開出櫃,尤其是在職場。身為少數族群,其他人會先以行為而非能力來評斷他。Faligh 持續面臨細微、有時甚至明目張膽的偏見。他希望,包容政策能使擁有 LGBTQ 認同的人自由地生活和工作,不必害怕騷擾和歧視。圖/Muhammad Faligh Abdul Rahman 提供

教育與文化:缺乏指引,只得另尋出路

同志在教育課程中成為隱形人:學校課本中幾乎完全見不到同志或同志相關主題。除了同性戀傾向的定義和法律規範外,依戀、虐待、對家人和朋友出櫃、性健康等其他重要議題,都沒有含括在性別教育課程之中。2009 年,教育部和數間性別教育課程提供者爆發道德恐慌;內部審視後,「禁欲」版本取代了「全面」版本(註七)。

Otto Fong 在萊佛士書院擔任教師期間,透過部落格文章公開出櫃;此事登上了新聞頭條,亦引來要求他辭職的憤怒信件。雖然學校站在他這一邊,但在教育部施壓後,Fong 還是在 2 天後關閉了部落格。圖/Otto Fong 提供

在這樣的異性戀霸權環境中成長,年輕同志並沒有可以模彷或反思的榜樣:

在主流媒體之中,對男同志、女同志和跨性別角色的正面描繪,遭受重度審查。同性戀和跨性別主題的電影和劇作,會直接列為不適合 21 歲以下觀眾觀賞;這類電視節目則會在較晚時段播出,並在螢幕角落附上「需要家長輔導觀賞」的警告。媒體發展局亦維持模糊的指導方針,要求印刷品、廣播和螢幕播送內容不得美化或推廣「另類生活型態」。

現代同志男性被迫學會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屬於自己娛樂──社群媒體、網路聊天室、視訊分享入口網站,亦滿足了同志的休閒和教育需求(也滿足了其他每一個人的這類需求)。同志為大部分媒體和數位應用程式,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版本,內容涵蓋整個光譜,從基督教小組到色情群組聊天室皆無所不包。

同志亦得益於與跨國企業和全球集團裡的外國人交流,例如華為、Facebook 等,部分企業也積極贊助當地運動人士的活動。當地和外國同志的地理流動性增加,無可避免地創造了大量的跨文化互動機會。

曼谷正是同志常去的地點之一。身處外地帶來的匿名性,讓同志得以擺脫那個曾經恐同的國家的窺探凝視(註八)。酒吧、夜店、脫衣秀、猛男秀、低廉的旅館,全都為同志男性提供了他們極度渴望的自由。他們也能找到低廉的衣著、內衣、情色文學、色情影片和性愛玩具。

廉價航空現身之後,曼谷成為、至今也依然是同志逃脫日常壓迫的自由避風港。另一座吸引無數同志的城市,就是同樣能接納同志和同志行為的台北。新加坡華人與台灣人在文化上具有許多相似之處;台北深受美國的影響,同志文化多元又充滿活力。除了美食、美景等主流觀光地點外,當地男同志(同樣得接受徵召入伍),以及許多同志友善設施和大型主題活動,也都是吸引同志造訪台北的因素。

健康:同志的預期壽命,遠低於異性戀者

同志就和所有人一樣,會生病也會變老。同志男性繳交同樣水準的稅賦,但與擁有小孩的異性戀已婚伴侶相較,他們獲得的國家福利非常少。以整合醫療而言,同志獲得的支持遠不如其他人。除非獲得遺產贈與,同志無法倚賴伴侶或遠親的存款(透過公積金計畫);他們得自行負擔幾乎所有的醫療開銷,若無力負擔,就有可能提早離世。

部分已發展國家的國際研究顯示,同性戀者的預期壽命遠低於異性戀者(註九)。以年長同性戀者不受關注的情況來看,新加坡的情況很有可能也是如此。亞洲文化傳統下,亦有另一個令人悲嘆之處;同志男性過世後,只有極少數後代會向他的墳墓致意。

過去,具有潛在健康風險或病徵的同志,會在造訪家醫科醫師前猶豫再三,因為他們擔心被回報給醫療或執法當局。2000 年代初期之前,性傳染病的專門醫療服務十分有限,性傳染病防治診所(DSC Clinic)是唯一一間服務異性戀者的診所,後來亦將同性戀者含括在內。

接著,新加坡慈善組織 Action For AIDS,開始為與男性發生性關係的男性,提供每週三次的匿名服務,愛滋病的檢測及確診人數亦隨之上升。今日,已有更多私人診所提供最先進的愛滋病及性傳染病檢測和醫療;政府也會根據病患的家庭收入狀況,補助一大部分的醫療成本。話雖如此,愛滋病患者仍舊無法擺脫強烈的社會汙名,貶低和拒斥(例如在就業和友誼方面)依然是困擾著愛滋病確診同志的嚴重歧視。

一如醫療領域,過去 10 年裡,社工人員亦有所調適,好為同志客戶提供諮詢。社工人員必須了解同志在新加坡生活與工作的基本生命歷程,才能有效處理客戶的社會與心理問題,判斷它們是否與性傾向有關。

在成長過程的每一個階段中都遭受歧視,可能會帶來沉重的情緒壓力,影響心理健康。同志得戴上數種面具,好在軍隊、職場和最重要的家庭裝出異性戀者的模樣,這會創造複雜的情緒變遷,也常會使恐同感受內化。正如其他文化差異,諮商師和社工人員必須漸進式地處理這些社會心理現象,並視之為自身的根本職責之一。

小結:歧視,如何殺死男同志

國際移民流入、社會進展並邁向多元化之際,封閉的同志社群之中,也出現了先前見不到、聽不到的人物和聲音。這些「新同志」並不屬於較具能見度、使用英語的新加坡華人中產階級,而是以窮人、身體殘疾或少數族群的身份「出櫃」,打破了自由派、難伺候、花花公子這樣的傳統刻版印象。

聽力障礙的同志,希望其他人能看到他們參與同志活動,例如 Pink Dot 示威、聖陶沙島上的戶外同志派對等;喜歡男性的馬來男性亦站上了年輕、健康、國際化運動社群的最前線。來自跨國企業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同志居民,例如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等,也展現自身的存在感,參與文化和社交活動,志願貢獻他們在商業和法律事務上的專業能力。

然而,政府在撤銷 377A 方面仍持保留立場,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為了與政治菁英階級的內在信念,以及與印度、印尼、馬來西亞等鄰國的憲法保持一致性(註十)。在面對同性戀議題之時認定,同性戀的法律地位必須以社會價值做為最後仲裁,仍舊是個充滿爭議的看法;由多數人決定少數人的行為和想法,已預先假定同性戀傾向是種異常,無論是否為犯罪學上的異常。

此外,任何同志友善的發言或認同,皆有可能危及發言者的名聲和職業,使他們面臨巨大的個人風險,抬高推動變革的可能代價。表明同志身份的穆斯林和公務人員,曾經分別面臨死亡威脅和遭到開除/職涯停滯。

同志的未來依然十分悲觀,除非他們可以規避強制異性戀式的社會慣例、規避同性戀常規。許多人選擇放棄,以結婚和生育來平撫家庭和社會的要求。有些人則尋求「默認」這種替代方案,亦即在性傾向和親密關係上儘可能保持模糊,允許其他人自行做出結論,以此做為對抗人生中其他挑戰的生存策略。

其中之一就是保守同志的優越地位,他們並不會反抗歧視,但擁有新自由主義式的、自我中心的生活型態。這種物質主義的表象日益普及,將無可避免地導致同志持續受到壓迫,無論是否為自我強加的壓迫。

總理李顯龍曾在 2007 年的國會辯論中重申:「(新加坡的)態度是務實的──我們互相包容。」然而,正如這篇論文所述,許多政府機構在實務上並未採行這種道德立場。與總理的「互相包容」立場相反,新加坡那由生至死的歧視,為同志男性帶來經濟和健康方面的負面效應,導致更短、更窮困的人生。這麼說並不為過:歧視殺死了男同志,心靈和身體皆然。

最大的諷刺之處就是,大多數同志男性會無意識地將實用主義內化。同志男性接受(甚至是擁抱)現狀,等同於不言明地贊成由生至死的政府管控和歧視,助長自身遭受的痛苦和輕貶。任何形式的個人自主,就算是在不久的未來,也十分難以實現。

註一:Lim Puay Ling, “Penal Code Section 377A”
註二:George Baylon Radics, “Section 377A in Singapore and the (De)Criminalization of Homosexuality”, Reconstruction 15(2), 2015.
註三:Detenber, B. H., Ho, S. S., Neo, R. L., Malik, S. and Cenite, M., Influence of value predispositions, interpersonal contact, and mediated exposure on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s in Singapor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 2013, 181–196.
註四:Sexual and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s 302. 
註五:Chris K. K. Tan, “Oi Recruit! Wake Up Your Idea!”: Homosexuality and Cultural Citizenship in the Singaporean Military’, in Jun Zubillaga-Pow and Audrey Yue (eds.) Queer Singapore: Illiberal Citizenship and Mediated Cultur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71-82.
註六:Jun Zubillaga-Pow, ‘Foucault v. Singapore: Biopolitics and Geo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Queer Films’, in Stephen Teo and Liew Kai Khiun (eds.), Singapore Cinema: New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129-143.
註七:Warren Mark Liew, ‘Sex (education) in the City: Singapore’s sexuality education curriculum’,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014, 705-717.
註八:Alex Au, ‘Speaking of Bangkok: Thailand in the History of Gay Singapore’, in Peter A. Jackson (ed.) Queer Bangkok: 21st Century Markets, Media, and Right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181-192.
註九:P. Cameron, K. Cameron, W. L. Playfair, ‘Does homosexual activity shorten life?’, Psychological Report 83(3), 1998, 847-66; Marten Frisch and Henrik Bronnum-Hansen, ‘Mortality Among Men and Women in Same-Sex Marriage: A National Cohort Study of 8333 Dan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9(1), 2009, 133-37.
註十:Parliamentary Debates Official Reports, Parl. 11, Session 1, Vol. 83, Sitting 15, 23 October 2007, Bills. 

備註:本文原載於 New Naratif 官方網站,英文版原文請見〈How Discrimination Kills Gay Men in Singapore〉。

《關於作者》
JOHN LEE
John Lee 為作者筆名。作者希望能保持匿名,他是藝術家、教師,在 LGBT 社群活躍超過 10 年,也對人權及其他社會議題充滿興趣。

執行編輯:陳慈晏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Tan Eng Hong、Lawrence Wee、Muhammad Faligh Abdul Rahman、Otto Fong 提供、Shutterstoc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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