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後來才知道,原來只是『身為同志』並不違法⋯⋯」汶萊 LGBTQ 行為難定罪,但光是「讓人恐懼」就夠了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只是『身為同志』並不違法⋯⋯」汶萊 LGBTQ 行為難定罪,但光是「讓人恐懼」就夠了

撰文: Zaina Abdul;翻譯:黃維德

Ros 平靜無比地告訴我,「我昨天向父母出櫃了,這大概是過去 15 年來,我第 8 次向他們出櫃。」

Ros 是位同志,或是用他們比較喜歡的說法:他是個「超級同性戀」。那是件他們在青少年時期就知道的事。Ros 這種「一再出櫃」的情況,在汶萊十分常見──在那個國度,任何非屬異性戀常態的事物,都會遭到鄙視。Ros 的父母就和許多人一樣,拒絕承認 Ros 的同性戀傾向。

汶萊的 LGBTQ 故事,大多無法出現在民眾眼前;書寫成文字、受人頌讚的愛情故事,通常是男女之間的愛情。社群媒體紅人通常處於異性戀關係之中,一位公開出櫃的同志 DJ,則將 Instagram 帳號設為私密。

LGBTQ 的代表性和經驗受到壓抑,是結構性壓迫的結果,由汶萊立法人員和宗教精英,下滲至選擇隱暪性向的個人,因為他們害怕出櫃會引發負面衝擊,這類負面衝擊不單只是來自家人,也來自同儕和社會。

法律與規範:同性傾向不違法,違法的是⋯⋯

在汶萊,身為同性戀技術上並不違法,但許多 LGBTQ 人士不敢表達他們的性傾向。

Salmah 表示,她希望可以公開說出自己是雙性戀,但害怕內部安全部。她很驚訝地發現,身為雙性戀其實並不違法;她一直不知道,違法的只有異性伴侶間的婚前性行為,以及同性伴侶間的性行為。汶萊社會一直在投射「身為酷兒即為錯誤」的印象,因此,許多人會認為同性戀傾向本身就是種犯罪,並不令人意外。

就和其他前殖民地一樣,汶萊的《刑事法典》第 377 條承自英國統治時期。這條法律將任何男性之間的進入行為入罪化,若因為這種「不自然的罪行」被宣判有罪,可能得面臨最高達 10 年的刑期和/或罰款。

實施伊斯蘭刑事法典,使汶萊 LGBTQ 人士受到的待遇獲得國際媒體關注,但現實其實更加複雜。(非當事人)圖/Sun_Shine@Shutterstock

這項規範亦反映於新的伊斯蘭刑法;這套法典的提出和實施,亦使汶萊 LGBTQ 人士的待遇,受到國際媒體關注伊斯蘭刑事法典於 2013 年首度宣告,將通姦和雞姦入罪,並以罰款、鞭刑或石刑處死作為懲罰;此外,它也禁止女性間的性行為。這些行為面臨的懲罰,可能包括 4 萬汶萊元(約 29,903 美元、新台幣 921,929 元)以下的罰款,或是 10 年以下刑期,加上 40 下鞭刑。目前,這套法典已進入實施階段。

儘管定罪不易,仍造成影響

伊斯蘭法典提出初期,國際媒體隨即大力抨擊這個通常不受全球新聞重視的國家,將汶萊描繪為公開懲罰 LGBTQ 人士的國度,但現實其實更為複雜。

即使 377 條並未廢除,但及至目前為止,都沒有因刑法典或新伊斯蘭刑法典雞姦罪遭到起訴的已知案例。而在伊蘭斯刑法典之下,證明異性及同性間的非法性行為亦非易事;行為發生之時要有 4 名男性證人在場才能定罪,而且錄影無法做為證據。

雖說定罪不易,但這樣的法律只要存在,就有可能造成影響:The Brunei Project 創辦人 Matthew Woolfe 透過電子郵件對《New Naratif》表示,「這類懲罰是種嚇阻,而最具嚇阻力的事物就是,讓人害怕被逮的可能後果。」

沒有起訴案例的另一個可能因素,即為社群的自身節制。Woolfe 解釋,「一如汶萊社會,汶萊的 LGBTQ 社群比其他國家的更加保守、更加不顯眼,也比較不會吸引注意。」然而,在社群媒體中出櫃的人愈來愈多,當局對待 LGBTQ 人士的方式,未來亦有可能改變,特別是在伊斯蘭刑法典全面實施之後。

Woolfe 指出,目前已有 LGBTQ 人士因為變裝而遭罰款(違反伊斯蘭刑法典),讓人擔心「當局未來會更嚴格執法,直接衝擊汶萊的 LGBTQ 人士。」禁止更改官方文件中的性別,也使跨性別者的處境十分艱難。

法律界定有爭議,社會關注度不足

縱有罰款案例,一位會在表演時穿上女裝的知名喜劇演員,並未面臨任何法律行動。這樣的不一致之處,令人不禁質疑「怎麼樣才算越界」和「由誰判定越界」。為何在日常生活中變裝是違法,但在公開舞台上變裝就是娛樂?

普遍缺乏關注和教育,亦是接納的重大阻礙。Woolfe 表示,「除非本身就認識 LGBTQ 人士,大多數汶萊人對於身為 LGBTQ 的意義,所知極為有限。原因在於,學校和社群都沒有教育課程,也就無法協助民眾了解多元化理念,以及不符特定角色所帶來的挑戰。」

嚴重汙名化和高度不確定性之下,LGBTQ 人士想要找到對方,有時並不容易。有些人表示,他們會選擇妥協,或是想辦法繞過嚴格的性別社會常規。有些酷兒進入了異性婚姻;雖然大多數人可能是因為家族壓力而結婚,有些婚姻則是出自同志男性和同志女性間的協議,以此維持獲得社會接納的表象。一位接受《New Naratif》訪談的女同性戀表示,她因為想要小孩而結婚,但出於相互理解,她和她和丈夫選擇保持開放式關係。

恐懼,讓人民不敢挑戰權威

縱有諸多問題,汶萊的 LGBTQ 議題極度缺乏行動和支持之聲。這不見得只是忽視 LGBTQ 權益,而是反映了汶萊的政治地景──因為恐懼,汶萊人不敢開口發聲和挑戰權威。

這種戒慎之心,或許可以追溯至失敗收場的 1962 年汶萊暴亂當時,反對汶萊君主、也反對加入馬來西亞聯邦的反抗團體,襲擊了警局、政府設施,以及生產石油的賽瑞亞鎮。50 多年過後,這場暴亂在汶萊仍然有如禁忌話題;民眾覺得,公開討論這段歷史,可能會導致自己的忠誠遭到質疑。

禁忌亦延伸至針對政府和王室機構的一切批評,也有人因為貶損君主或批評宗教事務,遭到煽動叛亂罪起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2018年世界自由調查報告》中,給予汶萊的總分為 28 分(滿分為 100 分,100 分代表最自由),並將汶萊列為「不自由」。

Woolfe 表示,「這在汶萊是非常真實的恐懼;民眾不敢公開表達意見,甚至不敢提出發自內心的疑慮,因為大家認為被抓會引來負面後果。」

更別提人民生活舒適,幹嘛沒事惹事?

害怕負面後果,不是汶萊人不願開口的唯一因素。汶萊是個富有的國家,擁有廣大的石油和天然氣田,政府也能為大多數民眾提供舒適的生活:免費的健保和教育、燃料及特定食品補助、可負擔國家住宅機制、貧窮及身心障礙福利。汶萊人的大部分基本需求都能獲得滿足(還有許多額外福利),因此,許多汶萊人選擇不要惹事,並不令人意外。

因此,汶萊缺乏致力於任何型式的人權(不只是 LGBTQ 權益)的官方或民間組織。不過,還是有一些小型的倡議和努力,利用較為隱晦、避免成為目標的方式,嘗試說出汶萊 LGBTQ 人士的故事。

訴說個人經驗,邁出平權一小步

Woolfe 對《New Naratif》表示,「汶萊並沒有提倡 LGBTQ 權益的正式組織或支持網絡。此外,在設立正式組織的相關法律和規範之下,嘗試建立這樣的組織,也幾乎必定會失敗。

因此,社群媒體仍舊是主要的倡議管道。社群媒體可以為倡議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讓他們在觸及更廣大的群眾同時,也能保護自己的身份。」

過去幾年,獨立網路雜誌《Songket Alliance》持續透過專欄「Bruneian Me」刊載汶萊少數族群的故事。專欄中的部分故事,以及幾則專欄之外的故事,也觸及了汶萊 LGBTQ 人士的生活。

The Brunei Project 則是以 Facebook 為主要管道,致力於突顯汶萊的人權議題。它在 2018 年 3 月 8 日發表了 Khairul 的故事;Khairul 是一位希望獲得汶萊社會接納的同志男性。

The Brunei Project 在貼文中寫道,「與 Khairul 處境相似的人,也許正在接受自身性向,也許因為自我認同或自身感受而困惑;可惜,汶萊目前實在缺乏這方面的支持服務。」接著,The Brunei Project 也建議有需要的人,向新加坡的 LGBTQ 友善諮詢服務 Oogachaga 尋求協助。

Songket Alliance 和 The Brunei Project 都沒有公開提倡撤銷法律或同性婚姻合法化,而是選擇提供訴說個人經驗的空間,展現 LGBTQ 人士身為人的那一面,以此做為第一步,促進汶萊人的理解和同理。

到頭來,接受《New Naratif》訪談的 LGBTQ 人士,最想要的就是做自己的自由,或許是向社會公開他們的性傾向,或許是與他們的信仰共處。

Ros 表示,「我在主動尋求家人和宗教的接納。我是同志,我是穆斯林,我可以存在於這個世界。我的信仰非常堅定,但我的家人認為,同志傾向代表我不夠虔誠。我的同志傾向,就是我在這個複雜世界的掙扎;知道這一點,也讓我更加虔誠。

編按:本文使用假名以保護當事人身分。

《關於作者》
ZAINA ABDUL
Zaina Abdul 來自汶萊,是個致力於擴展群眾敘事來源的作家和女性主義者。

備註:本文原載於 New Naratif 官方網站,英文版原文請見〈Being LGBTQ in Brunei〉。

執行編輯:賴冠穎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CRStudio、Hyejin Kang@Shutterstock(非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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