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國際上不被承認的劣勢 ──在這裡,卻是勇於活在世上的象徵

台灣在國際上不被承認的劣勢 ──在這裡,卻是勇於活在世上的象徵

在倫敦交換的一年間,身旁多了許多來自過去沒怎麼聽聞的國家的同學、朋友、酒伴。當身處在一個多元文化交織而增添其豐富度的大都會,又剛好在以非歐美社群為主的學校讀書時,才發現我們從前自以為的「國際觀」是多麽侷限;這個世界並不是只有美國、日本、中國、歐洲,文明的標準也並非只是好萊塢式夢幻生活、西歐霸權世界史、以及勝利者在教科書上留下的足跡。在這種多元主義的社會中,任何非主流的、複雜的、多重的、甚至衝突的元素都是值得被慶賀的。在無絕對審美觀、流行、種族、文化、性向、政治立場的標準下,我們並不如一些恐慌的反對者所言,住在一種失序荒蕪的社會中。事實上,我們失去的社會秩序只有一種,那就是絕對優劣的分級體制。沒有了優劣區分之後,任何元素都是你形成自我的重要關鍵。而身而為人最浪漫的事,莫過於不必因為社會的觀感以及需求,被迫塞入一個自我限制的模板裡。

這樣的環境下,每次的自我介紹都是一番地理與歷史的綜合探險,更精確地說,在被教導的標準世界史掩蓋下,幾乎所有人都是殖民主義下的人類遷移史縮影。

在倫敦念書期間,我身邊有英籍伊拉克人、法國與迦納混血兒、巴勒斯坦混血挪威、巴勒斯坦混血義大利、香港長大的英國女孩、英籍波士尼雅赫賽哥維納裔、還有擁有肯亞出生、加拿大長大、現居瑞士等複雜背景的學生。而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對他們來說,國籍只不過是個方便遷徙的文件(也的確沒錯),文化也不過是個暫時養育你我的避風港。

複雜的、多元的、衝突的身份成為了這種群體中的的優勢。彷彿是為了向以往講求標準化、一致化的社會抗議一般,在這裏,越是非典型的成長背景與身份認同、越是抵抗著西方價值觀霸權的存在,才是種真正勇於活在世界上的象徵。

很快地,我便發現自己的台灣人身份在這裡如魚得水。

論家庭史,我的祖父母輩是逃離中共政權的外省難民。論土地,台灣前後曾被荷蘭、西班牙、明鄭、清朝、日本、還有戒嚴時期的中華民國等不同專政統治過。我外表對他們來說只是個普通的東亞人,但其中蘊含的逃難史、戰爭史、被殖民史也是不落人後。我的國家至今還不被世界上大部分的政體承認、對鄰邊大國的武力恐嚇習以為常,連自認中立的世界組織們(如聯合國)都無我藏身之處。這些平時在國內討論的議題、在海外旅行屢屢使人沮喪的劣勢,在倫敦亞非學院居然都是令人嘖嘖稱奇乃至佩服的要件。

圖/Anthony DELANOIX on Unsplash

誰才是真正的巴勒斯坦人?

這樣的條件下,只有從小在巴勒斯坦長大的 C 能對我同病相憐。她的挪威籍媽媽當年從挪威到巴勒斯坦參加非政府組織( NGO )援助工作,住進了她巴勒斯坦爸爸開的旅社。這位巴勒斯坦旅社老闆很喜歡 C 的媽媽,一天到晚給她免費的餐食,最後就擄獲了她媽媽的心(其實女人心沒有那麼難理解嘛)。

兩個人結婚後便定居在巴勒斯坦,生了兩個女兒,其中老二便是 C。我一直對於她父母選擇定居於巴勒斯坦的決定感到好奇與欽佩。巴勒斯坦在 1948 年以色列建國、以及 1967 年的六日戰爭後就一直處於以色列境內的二等公民。C 說由於巴勒斯坦境內沒有太好的教育機構,她高中時並需每天跨越邊境線、經過安檢去以色列上學,大概一天要費時 3 小時。每次聽她這樣敘述,我都想,要是在台灣恐怕很多人早就選擇移民了。移民對 C 來說也一直都是唾手可及的方案。由於她媽媽是挪威人,兩個女兒也擁有雙重國籍。但這樣的優勢後來便被以色列政府拿來作為理由,聲明她媽媽為外國人,無權在以色列境內工作以及擁有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資產。C 的媽媽也因此失去了原有在巴勒斯坦的工作以及居留權,被指定返回挪威,與她爸爸成為形式上的分居狀態。

或許是我血液中有習慣移居的DNA,聽到這裡出現了台灣人慣有的質疑,問說:「你爸爸為什麼不跟去挪威呢?」但我後來發現這樣的邏輯並不是理所當然。C 詫異地說:「他怎麼會離開呢?我們家族世世代代都居住在巴勒斯坦,他的一輩子都與巴勒斯坦連結在一起,沒有任何事物會逼他逃走的。」(以色列政府對於離開後欲再返回巴勒斯坦的居民十分嚴格,很多人一離開後就成為流亡份子不得遣返)於是 C 的爸媽就成了每幾個月才能見面一次的遠距離伴侶。不過看著 C 拿給我看的父母合照,卻看不到他們的困境,只覺得真是一對勇於與體制抵抗的浪漫夫妻啊。

我常常拿台灣人的身份跟 C 討論。我問她說,台灣社會常常會討論到「誰是台灣人」、「誰真正愛台灣」這種容易被政客操作的議題,你有沒有遇過這種批評?C 說當然有囉,無論如何,都一定會有人批評他:「你不是真正的巴勒斯坦人、你媽媽是挪威來的」等等。但是C笑著說,那些人的批評又有何用處?我生在巴勒斯坦、長在巴勒斯坦,高中畢業後去法國讀大學研究的是巴勒斯坦,未來工作也是要為巴勒斯坦而努力。或許在那些人眼中,我出國拿的是挪威護照(巴勒斯坦證件幾乎沒有地方通用,而且以色列還把她的姓氏打錯),如果哪天衝突發生我還可以逃去挪威。但是在這個時刻,我的生活與巴勒斯坦形影不離,那些人又有什麼資格說我不是「真正的巴勒斯坦人」呢?

圖/Shutterstock

你認同什麼就是什麼,那個身份才是最重要的

C 的話對我個人安慰不少。讓我想起有次跟家中長輩的爭執。她老人家對於我自稱是台灣人感到不可思議,批評道:「你怎麼會以為自己是台灣人?你爺爺祖籍是南京、你雖然住在台灣也該知道自己是南京人!」就算不理會這番話自帶的自我省籍優越感,也可想像這番話對我帶來的傷害── 所以我生長在哪裡都不算數嗎?我的身份認同難道在我出生前七八十年就被決定了嗎?祖先的存在感,難道勝過我切身生活中的個人經驗嗎?(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也沒人知道我爺爺的家族之前又是從哪裡搬去南京的啊,省籍論到底是服務了誰呢?)

C 的特殊家庭背景除了雙重國籍之外,當然也帶來了許多我看來更實際的優勢:她爸爸說阿拉伯文、她媽媽說挪威文,而她爸媽主要的溝通語言是英文。也因此 C 生來就是三語流利。住在以色列,她還必須學希伯來文。高中第二外語選修了法文,後來又在巴黎政經學院讀書。或許可以說她的挪威身份造就了她的後天優勢,但她的巴勒斯坦身份也成為驅動她努力的核心。

C 說,當初考大學的時候,大家都說你去挪威就好啦,學費免費又好入學又是社會福利天堂。但是她看到了巴黎政經學院芒東校區、專攻中東和地中海沿岸地區研究的招生後,便覺得更適合未來想為巴勒斯坦貢獻的自己,於是奮力通過入學考試和面試(她說視訊面試完一結束通話、她就覺得自己不可能考上,立刻打電話給她媽媽一邊痛哭一遍說自己太廢),最後終於得以進入夢幻學府。C 說在巴勒斯坦期間,她爸爸也是每逢大考就陪她一起讀書。或許是想要女兒出人頭地、也或許是賦予巴勒斯坦鄉親的眾望,畢竟能走出邊境管制、為國爭光的人永遠都不夠多。而自己的孩子有資格、有能力為群體盡一份心總是值得慶幸的。也因為眾多以上原因,我想若 C 不是生為巴勒斯坦人,今天或許就不是我認識的 C 了。兩者彷彿是生命共同體一樣,缺一不可,而挪威國籍僅僅是拓展了她所能觸及的資源罷了。

每次和 C 討論過關於自己的身份認同與脈絡都寬心不少。我曾說,雖然我自認是台灣人無誤,但是我家其實是在六、七十年前從中國逃來台灣的。而這樣被賦予的集體記憶,對我在看待 1949 年前的中國文化、歷史、社會的態度都有所影響。有時感到親近,有時卻又覺得是種被迫認親的厭惡感。C 聽完後問我,但你的身份認同是台灣嗎?我說是啊。她便點頭說,你認同什麼就是什麼,那個身份才是最重要的。

我在愛爾蘭參觀博物館時曾看到一席話:「英國留給我們最好的武器就是語言」。由於因為英國大不列顛政府對愛爾蘭長期的壓迫、去本土化(由英語取而代之)、血腥鎮壓,愛爾蘭的文學界以英文(壓迫者的語言)出產了各式各樣、後來以諷刺以及熱愛民族主義聞名於世界舞台的作品。說起來是英國人自己造的孽,但對善用此武器的愛爾蘭人卻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對世界各地的被殖民者來說,或許最有效且長久能抵抗殖民主義者與壓迫者的武器,就是透過語言而不斷流傳下去的精神了。在得到真正的正義之前,或許有後天優勢如 C 得以為了更美好的未來不斷增進;又或是被英語政策壓迫本土文化的愛爾蘭作家以文學報復。但不論抵抗的對象是政體、制度、還是價值觀,我們都該不斷以任何可及手段提升觸及率,拼命地、充滿希望地讓自己的存在在這個世界上得以延續下去。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關卓琦

Photo Credit:4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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