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絕非生活的「唯一解」:從《青梅竹馬》到《幸福路上》,兩代台灣導演鏡頭下的「美國夢」

出國絕非生活的「唯一解」:從《青梅竹馬》到《幸福路上》,兩代台灣導演鏡頭下的「美國夢」

畢業後就出國,讓孩子攻取海外學歷,似乎是大多數台灣金字塔頂端乃至於中產階級對下一代的盼望。然而,讓孩子出國唸書,是否真能有正面的影響?去年鬧得沸沸揚揚的星二代孫安佐事件,再度讓相關議題浮上檯面,並引起網路的正反面論戰。

本文並不打算用科學方法,分析出國的利弊與影響,寫作本文的目的,僅試圖透過電影文本,討論其中與出國留學相關的劇情與視角,也從幾位影像創作者的電影美學,談談出國與返鄉之間的關聯性與必要性。

幸福路上

首先,從去年拿下金馬最佳動畫長片的《幸福路上》(On Happiness Road)談起:《幸福路上》原先為一部 12 分鐘的短片,在 2013 年拿下金穗獎和台北電影獎最佳動畫,並獲得金馬創投的百萬首獎,隔年獲得文化部國片輔導金,一路靠著台灣影視圈的養份茁壯成今日我們看到的完整長片。

而當這部「土產」動畫終於在 2017 年「修成正果」,便立刻被送出國參加競賽,並順利拿下了「東京動畫大賞」首獎,更入選了動畫界的坎城影展「安錫影展」的正式觀摩項目。其後,《幸福路上》更靠著影展時累積的優良口碑,而得以成為繼《刺客聶隱娘》後,唯一能在法國院線上映的台灣電影。緊接著,它又被提名為渥太華動畫影展的正式競賽項目、入圍今年奧斯卡動畫初選的 25 部電影⋯⋯。

有趣的是,《幸福路上》在國際影壇上風光抱獎,但戲中故事的主人翁小琪,在海外的生活卻處處碰壁,導致她在返台後開始思考人生與幸福的意義──劇情同時也巧妙映照出導演宋欣穎離開台灣、在美國芝加哥哥倫比亞學院攻讀電影期間,對於故鄉的回望與反思。

圖/IMDb

《幸福路上》從故事主人翁小琪 6 歲時與父母搬到幸福路上說起,揭開她的成長故事:她努力順應父母期待,成為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並成功完成自己兒時的美國夢。然而,當理想一一實現時,她卻對人生越來越徬徨。而當最喜歡的奶奶去世,她決定重回幼時成長的幸福路上,思索幸福的意義。

本作以童趣的動畫風格,包裝嚴肅議題;透過小琪的女性視角,帶出對台灣戒嚴/解嚴、政權輪替、族群與身份認同等觀點,甚至是「反美國夢」的意識形態。比如,透過留美表哥口中談論的 911 事件來抨擊美帝:「那些投資公司做假財報,報應,多行不義必自斃,現在那些洋人都跑到我分行歸我管。」以東方人的因果報應思維,看待美國不肖財團的行徑。而「美國人歸台灣人管」的象徵意義,更是不言而喻。

此外,導演同時安插了台美混血女孩貝蒂在台灣落地生根的橋段,和後來嚮往美國生活的小琪形成強烈對比,也藉著貝蒂(外來者)給了小琪(本地人)一記當頭棒喝──

小琪發現,貝蒂的女兒即使有著金髮碧眼,仍能大聲疾呼自己是台灣人;而從小被美國爸爸拋棄的貝蒂,如今在台灣守著一個小小的檳榔攤,也能創造並享受著小小的幸福,這才給了小琪留在台灣的勇氣。

故事最後,小琪和美國男友分手,決定獨自扶養腹中小孩。宋欣穎導演在這段又更明示了不要美國、不要男人,從女性獨有的剛毅與溫柔出發,鏗鏘有力、不卑不亢地朗讀這份台灣女性宣言。這部從女性成長反映台灣歷史與社會變遷的動畫,光從這幾點來簡單解析,便可發現劇本的嚴謹,也可看出此片背後的野心。

綜觀來看,《幸福路上》是一部真摯的作品,此片展現了天馬行空的浪漫本質,卻不忘探討現實人生的面向與可能性,乘載了 80 年代至今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在這跨度 30 餘年的時間軸裡,透過主角小琪的視野,不斷探索幸福的定義,並深刻傳遞出創作者對台灣這片土地的觀察與濃厚情感。片中小琪面臨的迷惘,是所有處在人生岔路口的生命,可能面對的難題,這樣的刻劃,成功打破了文化差異的藩籬,具有普世價值與意義。

圖/IMDb

青梅竹馬

提到美國夢的幻滅,以及畢業赴美唸書而後返台的導演,台灣電影新浪潮中堅份子楊德昌的《青梅竹馬》(Taipei Story)也是一例。《青梅竹馬》於 34 年前問世,但其追尋之路卻和《幸福路上》同樣曲折,形成有趣的對照。

圖/IMDb

楊德昌在《光陰的故事》的「指望」篇以及首部劇情長片《海灘的一天》,都將女性的成長與困境描寫透徹,拍攝手法更是凌厲精準。到了《青梅竹馬》,則讓世人看見他對於男性角色描寫的能耐與其調度功力。

劇情描述一對青梅竹馬的男女朋友──從美國返台的前少棒國手阿隆,與建築公司的高級助理阿貞的愛情故事:守舊的阿隆與開放的阿貞,在價值觀上有著無法抹滅的裂痕,感情因而開始受到考驗。全片理所當然地聚焦在侯孝賢飾演的阿隆,以及蔡琴飾演的阿貞身上,背景則循著其創作脈絡仍舊放在「台北」。

《幸福路上》雖然是以寫實故事為基底,但因以動畫拍攝,仍可看見動畫獨有的「非寫實」,例如色調、人物線條的勾勒(變型)等特製處理,但《青梅竹馬》則從內到外都是扎扎實實的「寫實」,包含楊德昌那一貫極為冰冷的鏡頭。

在影片開頭,阿隆與阿貞在空屋來回踱步不發一語,僅是開場戲的疏離感,就已經為全片定調。10 分鐘後,則以空中自由飛翔的飛機,對比馬路上川流不息的車潮,隔開了阿隆與阿貞,電影剛開頭就已經暗示在台北紛擾的兩人以及到不了的美國,之後故事的走向更印證了此點,透過角色的互動、空間場域的運用,彼此禁錮的意象便了然於胸。

看《青梅竹馬》,城市夜晚的霓虹及鏡頭刻意帶到的外商看板更是重要符號,故事發生在 1980 的台北,台北街頭盡是日本企業招牌,日本對於台灣不論是文化、經濟等影響皆一覽無遺。全片雖未提日本,但楊德昌在城市空鏡的空間轉換,便捕捉到夾在美國夢與日本文化殘留中的小人物們。在兩大強權中不合時宜的當代青年,是 1980 年代的台北風景,楊德昌一貫鋒利的筆觸揮灑至此,一代大導的才氣盡顯。

片尾時,屋裡燈暗,阿貞說道:「難道一定要等移民到美國,才能結婚嗎?」阿隆生冷回應:「不要想美國了,美國也不是萬靈丹,跟結婚一樣,只是短暫的希望,讓你以為一切可以重新開始的一種幻覺。」語畢,燈亮。雖說楊德昌的台詞編寫上仍有說教的習慣,但光這幾句台詞,銳利道盡美國夢終究是場幻覺,如同阿隆頭也不回的離開,也呼應結局阿隆的死亡,只剩回不去的美國少棒夢。

出國並非生活的「唯一解」

以 2018 年宋欣穎的《幸福路上》,看向 1985 年楊德昌的《青梅竹馬》,出國(美國)的夢都不夠美好,對楊德昌來說甚至是一場幻影,足見在這兩位留美影像創作者的眼中,出國並不是生活的唯一解;此外,與其毫無準備、躁進地出國,倒不如好好省思自己的生活、認識養育自己的土地,想清楚出國具體能解決的是何種困境。唯有先認清自我,才有機會勇敢、堅定地踏上出國之路──這些,或許正是電影想教給我們的那些重要小事。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IMDb、換日線編輯部 後製

出發,改變人生的一次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