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放榜新聞,究竟「終結」了什麼?

終結放榜新聞,究竟「終結」了什麼?

今年的「大學學科能力測驗」(簡稱:學測)已於 2 月 25 日公布成績,在放榜前夕,由高雄中學、高雄女中學生所組成之「風狗浪.港都學生思潮」團體在社群網站 Facebook 主辦的活動──終結放榜新聞:拒絕「成功」模板,停止製造神話──引起廣大迴響。

截至發稿日,這個活動已吸引超過 3.5 萬名臉書使用者關注、9,300 人參與連署,更在教育界促成許多討論,甚至連總統蔡英文亦發表聲明,鼓勵生長在「升學主義」至上的莘莘學子「不該被考試侷限,分數不是教育唯一的價值,不能讓放榜新聞,限縮了對成功的想像」。

雖有不少團體及教授支持行動,但亦有部分團體呼籲應避免「矯枉過正」:因獲得佳績的學生實質上也達到了「階段性目標」之「成功」,其學習經驗與過程若能透過媒介傳遞,相關報導可致正向影響。至於教育部則是肯定學生訴求,認為學校應讓學生探索、開發自我興趣與潛能,且在放榜後、安排媒體受訪前必須尊重學生意願與隱私。

圖/Nashwa 攝

「分數至上」,無法避免的階級複製

在「終結放榜新聞」之前,我想先來談談「階級」這件事。

「最受階級之害的人,常常就是最信奉階級的人,這件事本身又是階級的後果。」這是我在《報導者》〈舉牌人朝不保夕的勞動真相〉一文中所見之句,當下感受之震撼,一想到自己此生可能都沒有辦法從階級複製的框架中脫身,便心生恐懼,也感到無可奈何。

在每個社會體系中,都有其約定俗成之規範與價值觀,而我們身處的臺灣社會,大多數人自幼便被灌輸「讀好書才能做好事」的觀念,視學業與成績為一切。從小學到高中的 12 年歲月仿若拉著一條繩,死命地往上撐,捱不住的便往下掉,掉下來的或許被升學體制重摔,認命找其他出路;而爬上去的,到了頂卻不曉得自己為何而來、又該往哪去。

還記得求學時,有位老師問過我們,知不知道一個國家的教育體制要改善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當下的我沒想出答案,不單因為我是會讀書考試的既得利益者,更因為我已被填鴨教育成一個從沒想過「除了認真讀書以外,未來有何發展可能性」的學生。老師告訴我們,因為每個孩子的求學過程不過短短幾年,並沒有多少家長會願意持續關注此議題,並且長期深耕。

綜觀臺灣教育的發展,從聯考制度到後來的 12 年國民義務教育、多元入學等方式,我認為確實是慢慢往自由與跳脫框架的方向前進;然而,一旦上有「新渠道、新途徑」,下也會出現「新解方、新後門」,永遠都有未知的框架在前方──這是在「分數至上」的考試制度下,無法避免的事實與狀況。

圖/Nashwa 提供

上大學後,我發現身旁的同學除了有來自全臺各地的讀書、考試高手以外,也有打死也不想告訴我們學測級分數、並說要將此秘密帶入棺材的繁星同學。她說她是當年村裡考最好的人,爸媽為此在家門前放鞭炮、掛紅布條,好不熱鬧;學校門口當然也貼著紅紙、大大標明她的姓名與學校。

而那些被排拒於明星大學以外的學生,無論情不情願,名字仍被小小地一行行放在校門口榜單的末端。這些每年重複上演的戲碼,除了是學業優秀學生的自我實現成果豐收會外,更多的其實是社會資本與階級的再製。

是「媒體亂象」,還是「萬人響應一人到場」?

回到這次的連署事件,究竟,在「終結放榜新聞」與「新聞自由」之間,該如何拿捏份際才合宜?只要終結新聞,就真能帶來升學主義的新轉機嗎?

從前年的建中學生假冒受訪事件,到近期雄女臺大醫科學生與男友分手一事,閱聽眾幾乎一面倒地將錯誤矛頭指向媒體,原因不外乎為:媒體與社會呈現/需要的是「成功者」的模樣,以及媒體一味地餵食受眾那些榜首的花邊消息。

這些不滿一方面是出自於對其他非滿級分、非考取醫科同學的選擇性忽略,強化了升學主義概念、深化對成功者的既定想像;另一方面也關乎造神運動中,媒體過度探尋主角隱私的問題。

不過,我認為在國家級考試後有相關報導,是媒體所該盡之公共責任與義務──媒體的職守應是為公眾服務,並且具有獨立自主性,在國家級大考放榜當天的「成功」定義,無疑是屬於成績好的人的;而記者身為中立的資訊守門人,若是撰寫特寫訪問,當然會以「奇人奇事」為重點,但一切得建構於消息來源的同意之下,至於學校則應負起中間溝通橋樑的責任,參與報導的採訪過程,並避免媒體深挖學生隱私。

去年 5 月,歐盟通過了《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使得個人資料的所有人有權行使「資料的被遺忘權」。若將相同概念套用於此次的「終結放榜新聞」事件上,學生希望達成的目標或許暫時無法全面實現,但若真不希望自己的個資被暴露於大眾下,向學校提起「被遺忘權」有望能成為一時解方。這便是我們生活在被資本主義宰制的社會中,所能做的小小事。

然而,並不是只有升學制度在進行造神運動,每個領域也都有其標的。我認為,如果校方能把受訪與否的選擇權交給學生,讓他們知道相關利弊得失,那麼呈現出來的正面報導,就會是一種鼓勵。雖說此舉的確可能使「助長升學主義」之概念遭到濫用,但應該要求濫用的人改正,而不是禁止此類新聞。

若單單要求學校一律代為拒訪,很可能會產生「寒蟬效應」,使得各家媒體與學校都呈現進退兩難的狀況。於此,媒體的「問責」機制也應採取「軟性模式」,透過互動、協商的過程,改變既定的採訪模式,以便尋求報導之平衡與質量最大化。

事實上,本次活動的反應與結果其實並不如想像中熱烈。就「終結放榜新聞:拒絕『成功』模板,停止製造神話」活動臉書關注者的數字與連署人數來看,雖促成許多討論與發聲,但攤開實際數字來看,全國高中有 300 多所(高中加上高職則是 500 多所),真正參與連署書簽署的學校並不到 10 所[註]──只因發起的學校是明星學校,才受到「大過數字比率」的關注。

圖/Nashwa 攝

「媒介真實」不等於「社會真實」,閱聽眾要自備一雙「心」的眼睛

在新聞理論當中,提到新聞寫作有四大特性:正確性、客觀性、可讀性及完整性。在「完整性」方面,我認為應多注重「過程導向的新聞」而非「事件導向的新聞」,也就是說,並不是單單因為一個大考才極力推送這些成功者的形象給閱聽眾,而是要持續在教育政策、其他非學科的活動表現將曝光度提高,才能根本解決媒體一再產製所謂「成功典範」的情況。

另外,本活動在網路上串連雖造成一定影響力,但也免不了許多運動參與者的「搭便車」心理。以資源動員論觀點來看,此議題不應單只有學生方面提出表述,而應該全面從教育機構、各方家長團體到學生自身,來思考臺灣囡仔應當擁有怎樣的未來才對。

重要的是,家長、學校、乃至整個社會有無健康的心態來面對現狀。例如:學校若能多著重包裝、行銷不同領域的優秀學生,便能有效利用媒體傳遞「行行出狀元」、「非只有讀書高」的觀念。

在這個「後真相」時代,閱聽眾該如何明辨真偽成了重要的課題,而選擇自己信任的媒介,也是為自己生活負責任的一種表現。不論這次活動串連成功與否、各界贊同與否,都確實給了臺灣社會一個相當好的反思機會──教育體制該如何走出一條更好的路,不只是當權者、當事人、相關團體的責任,更是值得全體臺灣人民深思的問題。

註:根據活動網頁,簽署連署書的學校共有七間:鼓山高中、中山女中、高雄女中、鳳山高中、興國高中及臺東女中,而政大附中校長「簽署連署書但加上但書」;口頭承諾不主動開記者會的則有七校:高雄中學、北一女中、建國中學、師大附中、再興高中、復興實中與延平高中。

執行、核稿編輯:趙安平

Photo Credit:風狗浪.港都學生思潮臉書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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