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李光耀,你會怎麼做?」──新加坡成為「瘋狂亞洲富豪」的發展之路與代價(上)

「如果你是李光耀,你會怎麼做?」──新加坡成為「瘋狂亞洲富豪」的發展之路與代價(上)

在電影《瘋狂亞洲富豪》(Crazy Rich Asians)裡,女主角 Rachael 在飛往新加坡班機的頭等艙上,問向新加坡裔華人的男主角 Nick : “So your family is like rich?” (所以你家很有錢嗎?)

Nick 說: ”We’re comfortable.” (我們過得算舒適)

Rachael 聽完後回道:“This is exactly what rich people would say…...”(這正是有錢人才會說的話⋯⋯)

今日亞洲最「舒適」的城市國家──新加坡是怎麼煉成的?

2017 年,新加坡的人均 GDP 高達 57,713 美元,排名全世界第八,也是亞洲第一。(以色列約 40,272 美元;日本約 38,448 美元)

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的研究報告則指出,新加坡擁有世界上最高密度( 3% )的百萬富翁 — 意思是想像你在新加坡的大街上行走,可能每天就會遇到好幾個擁有 3,000 萬新台幣以上淨資產的有錢人擦身而過。許多研究更指出,在未來 5 年內,新加坡將取代瑞士,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私人財富管理中心。

時間倒轉 53 年:當時剛被馬來西亞「驅離」的新加坡,還是一個人均 GDP 僅 427 美元,總人口僅 2 百萬人,且自然資源高度匱乏的城市國家(City-Sate)。到底這半世紀以來,新加坡是如何達成爆發式的成長,更一舉成為今天的「瘋狂亞洲富豪」呢?

圖/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在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 HBS)的「全球新興市場」(Global Emerging Markets)這堂課中,我們以個案研究的方式為基礎,探討諸多國家 / 地方的發展脈絡,並且嘗試換位思考──如果我是這裡的政府領袖、企業家、人民的話,我應該怎麼做?其中,新加坡的成功故事尤其令我深思。

就國家發展策略的層面,我認為新加坡做對了兩件事:一是建立明確目標與強大執行力,大舉吸引外資,打造這個城市成為「第三世界的綠洲」;二是逐步推動產業升級轉型,由勞力密集產業→資本與技術密集產業→知識密集產業。

這兩大重點,礙於篇幅關係,我將分為(上)、(下)兩篇文章論述我的觀點,提供給有興趣的讀者朋友們參考、也歡迎進一步討論:

如果你是李光耀,如何打造「第三世界的綠洲」?

1965 年,馬來西亞聯邦在剛經歷 1964 年兩次華裔與馬來裔族群間的嚴重衝突之後,經國會修憲,通過「解除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關係」,新加坡自此「被動地」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從這裡開始,教授會訓練商學院學生們開始「換位思考」,也請讀者不妨先想像一下:如果你是當年新加坡的總理李光耀,面對貧窮的人民、有限的資源、不友善的鄰國等難關,你會怎麼做呢?

第一步,可能是先衡量現有的優劣勢條件,從而尋找自己的機會點──李光耀在當年,便是這麼做的:

李光耀在他的回憶錄《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1965-2000,新加坡故事》中提到,當年的新加坡可說「沒有」土地、「沒有」天然資源、甚至「沒有」足夠的人口做為市場或提供勞動力。當時星馬的緊張關係以及鄰國的貧困,也迫使他們必須找尋其他的貿易夥伴。

那麼新加坡「有」甚麼呢?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培養了人民的英文溝通能力;二戰結束以來作為貿易商港的基礎建設仍在;此外樂觀一點來看,整個亞洲的低開發程度,也是新加坡可利用的情勢。

綜合以上條件,「利用亞洲商港、諳英語勞動力等優勢,全力吸引西方已開發國家的資源,投入開發新加坡」,便成為一個相對最具機會的選項。

當年的李光耀,因而提出了新加坡的發展目標:「在第三世界地區,做第一世界的綠洲」(First World Oasis in a Third World Region),看準西方已開發國家及跨國企業,進軍亞洲市場的野心,要盡一切努力吸引外資進駐新加坡,藉此創造就業機會,並引入創新科技及管理經驗。

目標明確了,接下來想的便是要如何填補目標(第一世界在第三世界的綠洲)與現實間的巨大差距。

新加坡政府在研究之後,歸結出以下幾個吸引外資的重要條件:

一、外資「要快!」──提供超高效行政效率

外資在乎,而且政府可以快速落實的第一件事情是:提升外資入駐新加坡的行政效率。

1968 年,新加坡與當時全球半導體的龍頭製造商(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曾任職於此)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談定,並公開保證「一旦德州儀器決定在新加坡設廠, 50 天內就可以開始生產」

這樣的保證,即使是在今日的新興市場各國中,都很少見;想像一下,對外資企業來說,當地政府願意幫助自己以最快速度投產,有多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如德儀等跨國上市公司,隨時都要面對緊盯其財報、市佔率變化的華爾街分析師。對他們來說,「快」絕對是重要的競爭優勢之一。

德州儀器的成功案例,接著很快陸續吸引到 National Semiconductor、Hewlett-Packard 及 General Electric 等國際大廠前往新加坡設廠。

一名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EDB)官員如此形容新加坡政府的行政效率:「你可以直接走進我們辦公室,討論你的計劃,然後當場完成你的公司設立、並且租下你需要的工廠。」 

而這樣「要快」的招商策略,也一直延續、發展至今:2012 年開始,外資機構可在 24 小時內,於線上註冊完成一間新加坡公司;自 2006 年起,在世界銀行的全球經商環境調查報告中,新加坡在全世界 180 -190 個經濟體中的「經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指標上,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二、外資「要錢!」──大手筆減稅 + 提供基礎設施

第二件外資在乎的事情,不啻於新加坡所能提供的「經濟誘因」。自 1967 年開始,政府配合經濟發展局所選定的「戰略產業」(Pioneer Industries),豁免入駐新加坡外商最長 15 年的公司稅(約 17 %)──意思是符合新加坡政府戰略需求的特定產業外商投資新加坡,可享最高 15 年免公司稅的待遇──並同時對於出口產品減稅 / 免稅。

另一方面,為了提供完善的基礎設施,新加坡積極投資建造產業聚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幾個案例,分別是 JTC 公司於 1991 年填海造陸開發的裕廊島(Jurong Island)工業園區,作為「能源及石油產業基地」;以及 2000 年代中期發展緯壹科技城(One-North)作為「知識經濟產業基地」,引入包括媒體、生技、資通產業等業者。

三、外資「要人!」──向外「借將」穩固高素質勞工供給

為了確保外資能夠獲得「足夠」且「適任」的勞動力,新加坡政府除透過技職教育,積極培養本地勞工外,在同時間,也積極引入外國人來到新加坡工作、填補快速發展下的人才/勞動力缺口。

1970 年開始,新加坡政府積極推動技職教育發展,針對「戰略產業」提供學生相關的技職教育,包括造船、化工、金工、精密工程等。據統計, 1976 年已經有至少五分之一的中學生接受過技職教育。而在「積極引入外國勞工」方面,包括外派高階人員、專業白領人員、以及從鄰國引入技術性較低的勞工在內,於 2000 年,新加坡的外國勞工合計已佔整體勞工比例的三分之一,是全世界最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對於雙語教育的重視。李光耀在他的著作《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的雙語之路》中提到,語言是決定國家認同與經濟競爭力的關鍵。 1987 年,政府規定全國學校以英文為第一語文、華文為第二語文。這樣的決定自然不無爭議,卻也展現出背後「與西方已開發國家全面接軌」的決心,也使得新加坡作為「第三世界的綠洲」之夢,得以實現。

李光耀。圖/維基百科

為什麼新加坡做得到,其他人做不到?──快速脫貧、成為「亞洲富豪」的代價

看到這裡,相信大家都跟我有一樣的疑問:「這些策略我也想得出來,但為什麼其他地方做不到呢?」。關鍵其實在於強大的執行能力──我認為新加坡政府有以下三個特點,賦予它徹底執行這些策略的能力:

一、高薪養賢,打造超高效率政府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 2014 年調查,新加坡政府的效率是全世界第二高,這樣高效的政府要歸功於採納「高薪養賢」的方式吸引人才投入公職。我還記得一個新加坡朋友在剛畢業時,寧可選擇進入政府工作而放棄麥肯錫的工作機會,他說:「因為薪水差不多,做的事又對我的國家有直接影響。」

不僅基層公務員的薪水排名世界前茅,新加坡政府首長的待遇更好: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 2017 年的調查,新加坡政府首長們的薪水,是世界上最高的。如:總理年薪約 170 萬美元(約 5,100 萬新台幣),其算法是由薪資委員會計算新加坡前 1,000 名高薪國民的薪水,取其中位數再乘以 60%。

這背後隱含的邏輯是 — 高薪不是吸引人才的唯一手段,但低薪卻是阻擋人才投入公職的一大障礙。

我們 HBS 班上的墨西哥同學說得更好:「寧可給對的人高薪做實事,也不要(像墨西哥一樣)政府官員『假低薪』,但是每個人都在想著要怎麼透過貪汙賺回來。」

二、由「策略腦」引領國家發展戰略方向

1961年,新加坡貿易和工業部設立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EDB)作為新加坡發展的「策略腦」,其宗旨是:「作為引領工業革命的矛頭」。由此經濟發展局在不同時期選取戰略產業,擬定舉措,一步步推動了由勞力密集→資本與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的產業轉型升級,打造出今日的新加坡。

這樣的作法,在日本及南韓經濟起飛的案例中也都可以看到:日本的「策略腦」是經濟產業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MITI),而韓國的「策略腦」則是經濟規畫委員會(Economic Planning Board,EPB),這些單位裡的人,也都是萬中選一的菁英──舉例來說,歷來有多位日本經濟產業省大臣,在之後成為了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首相)。

三、「政局穩定」,政策得以貫徹執行

新加坡雖然是一個議會民主制的國家,但自 1965 年建國以來,一直是由人民行動黨執政。 53 年間,更僅換過兩次總理。

在這樣一黨制的威權政府下,的確讓新加坡在人權議題、社會自由度上出現許多爭議,如:2009 年新加坡在「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調查中,排名第 133 名;另外也曾出現過,人民投票結果影響他居住地區做都市更新優先順序的不公平待遇。

但同時間也不可否認,穩定的政局,也是新加坡政府各項政策執行得以延續的原因之一。亞洲另一個相似的例子是二戰之後的日本,在自民黨的長期執政下,成功推動產業轉型。

小結:想想台灣

新加坡在整體經濟發展以及競爭力上的成就,著實令人稱羨,因此也常被台灣的政治人物、媒體報導拿來與台灣對照、比較。但我們同樣不可忽視其相伴而生的諸多社會議題,如:巨大的貧富差距、威權政府對人權的限制、外國勞工佔比過高帶來的社會紛爭⋯⋯等。

在經過這樣「換位思考」、分析新加坡重要政策的訓練之後,對於新加坡的看法,也較能夠從一味地歌頌或批評中跳脫出來,看見不同政府在各自的條件、發展軌跡下,是為何、如何決定其政策方向,又是如何執行的──而其背後,自然均會有正反面的效應,也必然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回望台灣,個人認為,台灣不應該、也沒有必要對新加坡政府的策略 / 舉措照單全收,但仍有許多值得我們深思的做法:

一、我們如何吸引優秀人才投入公職?我認為部分的「高薪養賢」,是台灣應該考慮的手段,尤其在政府首長職位以及採取「精兵策略」的單位──然而給予公職人員高薪的重要前提,是遴選過程必須更公開透明,並有著一套找出最適任人才的客觀機制。

我們是否能提供足夠經濟誘因,公開透明地徵選賢能擔任政府首長?而不是將這些職位作為選後酬庸的道具、或落入假低薪真貪汙的窘境?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台灣政府未來從施政方向到行政效率上的高低。

二、台灣的「策略腦」是哪個單位呢?他們有足夠的高度訂定台灣發展策略,並有實力驅動其他單位配合,擔任「引領產業轉型的矛頭」這個角色嗎?他們有辦法吸引足夠的人才,衡量局勢制定出最適合台灣的策略嗎?

最不樂見的情形是,「策略腦」僅是執政黨以選舉目的對行政體系的「指導」,或各經濟發展相關部會看似各司其職,實則互相推諉責任的「多頭馬車」。

三、在「政局穩定」層面:台灣歷經三次政黨輪替,民主是得來不易的成果,無法也不應該走回頭路。但我們應該想想透過甚麼機制(如:有效率的立法),防止因為政黨輪替造成的政策執行斷層──我們實在無法承擔每次換一個政黨執政,就要把前朝的投資全部「砍掉重練」的浪費。

在下一篇《新加坡成為「瘋狂亞洲富豪」的發展之路與代價(下)》裡,我將討論新加坡由勞力密集產業→資本與技術密集產業→知識密集產業,一步步達成「產業升級轉型」的路徑。並且進一步探討,為什麼這樣的轉型,對於這個小島來說,是如此重要。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NEWSBTC/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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