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認識你,但我歡迎你──「難民擔保人」Stevan:我來自波赫,也曾是難民

我不認識你,但我歡迎你──「難民擔保人」Stevan:我來自波赫,也曾是難民

「我們就只是這樣看著彼此,帶著淚笑著,好像我們是已經認識了很久的老朋友一般。」

史岱方(Stevan)回憶起 3 年前,自己志願與其他透過私人社區贊助計劃,成功為一個敘利亞家庭申請到難民庇護身份。他和幾位擔保人,一併組成歡迎車隊,至多倫多機場接機的那一天。

「我們帶了好多食物去接機,他們一出大門,我們就立刻從之前好幾個月來互相傳訊息、照片的印象中認出他們了。他們已經轉機三次才抵達這裡,看起來好疲憊,也很害羞。雖然我們沒有人會說阿拉伯文,伊薩和阿米娜也不會英語,但他們仍不斷微笑,不斷的向我們說謝謝。

機場大廳,包括史岱方在內,當這一群擔保人們見到當時歷經敘利亞內戰、黎巴嫩難民營,甫降落在加拿大的敘利亞難民家庭──伊薩、阿米娜和三個孩子一家人時,都不禁落下眼淚,抱著哭成一片。

「那一天的接機情景,讓我好像坐著時光機一樣,回到 24 年前,看到自己曾經站在接機人的另一邊的模樣。」

波赫戰爭與 200 萬難民

34 歲的史岱方出生、成長在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簡稱「波赫」),在他 8 歲那年,波赫戰爭爆發,自己與家人瞬間成為有家歸不得的難民。

波赫戰爭是指從南斯拉夫聯邦獨立的波赫境內多方不合,而挑起的一場內戰,自 1992 年 3 月爆發,直到 1995 年才結束。

當時,波赫地區的 430 萬人口內,民族的組成有逾三成是塞爾維亞族人,近兩成的克羅埃西亞族人和超過四成的波士尼亞族人,雖同屬於南斯拉夫人,三個民族卻因為決定波赫在南斯拉夫解體後的前途如何發展,產生嚴重意見分歧:穆斯林人口為主的波族主張脫離前南獨立,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克族也主張獨立,但希望建立鬆散的邦聯制國家;而塞族則堅決反對獨立。

1992 年 3 月 3 日,波赫議會在塞族議員嚴厲反對的情況下,仍逕行宣布波赫自南斯拉夫獨立。4 月時,包含美國與歐洲共同體相繼承認波赫國家獨立的主權。塞族不滿這項結果,宣布自己將再成立一個「波赫塞爾維亞共和國」,脫離波赫獨立。三大民族間的矛盾驟然激化,越演越烈,內戰最終爆發。

「幸運的是,我從來沒有親眼目睹或經歷過那段兇殘的大屠殺,但我也永遠不會忘記那些碎裂一地的磚瓦和被戰火摧毀、絲毫不剩的村落房屋。」

史岱方和家人本就是波士尼亞境內的賽爾維亞族人,因此,在戰爭開始之初,便先從波士尼亞逃自情況當時還不算太壞的賽爾維亞領地。

「所以,要這麼講起來,在來到加拿大前,我們一家人就已經是在賽爾維亞境內的『難民』了」。

圖/史岱方 提供

史岱方岔開話題,講起自己身為「兒童難民」的趣事:

「那時候從波士尼亞逃到賽爾維亞的,除了我們一家人外,還有我幾個叔伯阿姨的家庭。有一天我和我的堂表兄弟姐妹們實在是悶得發慌,就想說一起去逛逛動物園好了,沒想到,那個動物園要門票的,我們沒有一個人身上有一分一毫,後來,我有一個大我一歲的堂姐就拉著我們大小弟妹們跑去售票亭,跟售票亭叔叔說:『我們都是難民,我們沒有錢,可是我的弟弟妹妹很想看動物,可以讓我們進去嗎?』沒想到,那個售票員竟然真的被說動了,偷偷地把我們一群小孩給放進去了,那真是我在戰爭後最快樂又最難忘的回憶之一。」

波赫內戰造成的死亡人數,各方統計結果不一,據說可能有高達 20 萬人死傷,還有許多至今仍下落不明的失蹤人口,另外,更造成了 200 萬人淪為無家可歸的難民。

其中,以塞族對波族穆斯林的「種族大屠殺」最為駭人聽聞──1995 年 7 月,正當人們以為戰爭即將結束時,塞族軍隊突然強行攻占波赫東部塞族控制區的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在僅僅兩個星期內,塞軍屠殺了大約 8 千名波士尼亞人。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生在歐洲的最嚴重的一次屠殺行為,國際法庭也已定義此次塞軍的攻擊為「種族滅絕行動」。

移民加拿大,在兩種文化間取得平衡

圖/史岱方 提供

「11 歲時,爸媽終於申請到庇護身份,我離開自己度過整個童年的家,和家人來到加拿大。」史岱方說著。

1995 年停戰協議後,各國包括加拿大皆介入調停戰後事宜,在波赫戰爭期間至結束以後,大約有 1 萬 3 千名的難民獲得加拿大政府的政治庇護而入境,定居於加拿大。

「記得剛來加拿大時,我只是個想盡一切辦法要融入新環境的小屁孩,我甚至還故意告訴別人我的名字是英文發音的史蒂芬(Stephen),而不是我的本名史岱方(Stevan),」史岱方大笑著,繼續說:「一方面是以為這樣聽起來比較酷,一方面想說或許藏住自己不是『這裏人』的事實,就可以被平等對待了。」

尚不諳英語,只會賽爾維亞語(註一)和俄語(註二),讓史岱方一開始在學校裡意外的和來自烏克蘭的其他孩子們打成一片,但個性開朗外向的史岱方過不了多時,就和許多加拿大本地孩子變成好朋友,英語語言能力也神速進步。

對史岱方來說,剛在加拿大定居下來的日子,並不是太艱困的一段記憶。加拿大政府接收了不少波赫內戰的賽爾維亞和波士尼亞難民,陸陸續續的他們互相聯繫,或多或少選在離彼此不遠的城市落腳,因此,在他的社區裡,不乏許多和他同樣背景來到這裡的其他波士尼亞難民。

新環境的一切的體驗,對一個快邁入青少年的孩子來說,也都是新鮮有趣的,「其實我想,最困難的應該是我爸媽的適應,畢竟他們必須在年紀不小的壓力下,短時間內學習一個全新的語言、認識新的環境,將自己過去徒手建起的一切歸零,從頭開始。當初的我並沒有感受到太多負面與壓力,很大一部分都是因為那些艱難的部分,父母都為我和妹妹一肩扛起了。」

史岱方解釋,最後,在數月後,因著父親有認識的家庭好友,幫助兩人找到工作、又能互相照看,他們便舉家搬到離多倫多約一小時車程的另一座城市──漢米爾頓(Hamilton),定居下來,直到現在。

在加拿大,史岱方發現和過去自己家鄉最不一樣的地方便是人們對家庭的價值與意義:「這裡(加拿大),人們比較重視提升自我,長大了就不會和家人這麼緊密,但在我的文化裡,家庭就是一切,一直到你結婚、生小孩後,都還是你生活的核心之一,我很幸運的能夠體驗到兩邊的不同,也能夠獲取兩邊最好的那一部分。」他望向坐在一邊,已交往 5 年的、一起育有一個 1 歲孩子的加拿大同居伴侶艾蜜琳(Amaraine),透露出自己對現在的生活感到十分滿意且知足的模樣。

圖/史岱方 提供

用「新移民」而非「入侵者」的角度接納難民

敘利亞戰爭自 2011 年爆發後,因著各國勢力介入而陷入無限期的無解狀態。敘利亞為主的大批中東難民浪潮席捲全世界,遠在地球彼端的加拿大也不例外。

尤其,在 2016 年政黨輪替,由總理杜魯托主領的自由黨接任政權後,收容的難民數量比過去保守黨執政時多了整整一倍。自 2016 始至 2019 年 6 月的統計數目,大約已有 15 萬人登記在難民庇護的名單下。

由於難民收容數量倍增,加拿大難民與移民署不堪負荷,處理速度大幅下降,有些非政府資助、自行申請庇護的難民,從申請至獲得法庭審理結果的過程,甚至需要等上整整兩年

對此,史岱方嚴肅地表示,自己雖然 24 年前曾經是難民,但卻比現在新來乍到的難民們「幸運多了」。

「一方面,我必須老實說,我畢竟還是『白種人』,在加拿大白人主義盛行的狀況下,我沒有覺得自己受到太多歧視,我們也並不那麼被當作是個外來入侵者。另外,當時(波赫內戰期間與結束後)加拿大政府是系統性的特意收留來自波赫內戰的我們,也有許多支持難民的社群團體和課程讓我們漸漸融入適應新環境,現在的狀況,比以前複雜得多了。」

除此之外,在鄰國美國選了川普當選總統後,一波波新興起的種族歧視、難民排外情緒逐日高升,除了間接促成 2018 年安大略省選舉時,政權再度落入保守黨手中;面對 2019 年的全國大選,選情也常常受到親保守黨媒體所發表的各項「難民造成社會問題、經濟負擔」報導影響。

「目前加拿大對於難民的觀感非常負面,有很大來自媒體的影響和本身的白人優越主義,對於這樣的問題,唯一能夠改善的方式就是我們能夠重新拿回與掌握『敘事權』。」史岱方解釋著自己的看法,「或許我們能夠轉變一些已經被聯繫在這個難民這個標籤上的刻板印象,不以『入侵者』而是以『新移民』的角度來看待剛定居下來的難民們。

畢竟,北美洲兩大國家的建國,便是奠基在 18 世紀時歐洲各國的屯墾居民「移民」之上的,姑且不論當時移民對待美洲原住民所使用的暴力與不人道對待,任何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國民』,都在某一個階段曾經是這塊土地上的『新移民』。」

「但在移除刻板印象的同時,我們也不應該要難民完全屏棄或隱藏他們『難民』的身份。我想,保持這個難民標籤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它代表著這些『新移民』來到這裡的背後,並不只是因為要追尋更豐裕生活的經濟原因,而是一個在不得已、被迫的情況下離開家園,暫時不能回家,而在新土地上尋求庇護的一群人。能夠區分經濟移民與難民兩者的不同,但仍不帶著負面刻板印象的眼光,這樣才是能夠詮釋與理解難民最佳的敘事角度。」

圖/史岱方 提供

傳承當年的恩情,呼籲媒體改變「難民敘事」

史岱方追憶自己初來乍到加拿大的第一天,「有一群人在機場等著我們,那時候我一直以為他們也是受雇加拿大政府來接我們的,一直到幾年後我才知道,其實那群人全都是志願者,他們沒有拿政府分毫,自願性的組成一個隊伍,開著單程一趟就得花上兩小時的車程來迎接我們的到來。我們不認識彼此,甚至也沒有留下連絡的方式,但他們仍舊向我們張開歡迎的雙臂,讓我一直到現在都忘不了那個畫面。

這些記憶一直到現在也常常冒出來,尤其當我成了機場另一端的那群人,當我站在歡迎『新移民』的那一邊時,看見那些平安抵達機場的難民家庭時,我除了心懷感恩,也是滿腹感動。」

目前,史岱方自己和家人也積極活躍於社區贊助敘利亞難民家庭的計畫中,不論是捐款、發起募款活動或是主動身體力行,幫助難民家庭的定居事宜──小至採買生活用品,大至協助申請法律文件。但他仍謙虛的表示,對自己來說,這些經濟或行動上的付出,不像是「助人」,而比較像是他個人追尋過去、報恩還願的一個過程。

一直到今天 3 年了,史岱方一家和其他擔保人都仍和當初贊助、接機的敘利亞家庭伊薩一家人維持良好緊密的關係,常常聯繫彼此,照看是否他們有什麼需要幫忙之處。

最後,史岱方表示:「對於弭平對難民的誤會與刻板印象,媒體絕對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堅定的說,自己十分感動能夠接受這段訪問。因為這不僅僅是追述他一個人過去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能夠讓更多人看見不一樣的難民臉孔的機會。

難民與新移民的歷史並不是在中東戰亂中產生的,這不是一個專屬於阿拉伯人、非洲人等有色人種的標籤,曾經,在二戰後的 20 世紀歐洲,也發生過慘絕人寰的種族屠殺事件,曾經,白種人也因著內戰衝突,攜帶著難民的包袱來到加拿大求助。

「我們必須能夠更多聽見不一樣的難民、移民故事──不再只是強調他們的落魄與無助,不再把重點擺在他們逃離的國家是如何混亂或落後,也不再只凝視短期數據、指責他們現在帶來的經濟負擔;而是能夠去找到他們嘉惠加拿大的各個方面,更是要記得:不管來自何方,他們和我們每個人一樣,擁有身而為人應得的天賦人權。媒體必須在這部分做個領頭羊,去為我們視聽眾生產與撰述一個新的敘事方式。」

圖/史岱方 提供

註一:賽爾維亞語、波士尼亞語基本上是同樣的語言,但經常會因為是被和民族使用而分隔出來。
註二:曾屬於南斯拉夫聯邦的波赫地區,每個孩子在學校皆必修俄語。

執行、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史岱方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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