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來到加拿大,我也會將『難民』和家鄉放在心裡」:一趟永難回頭的單程旅行(下)

「即使來到加拿大,我也會將『難民』和家鄉放在心裡」:一趟永難回頭的單程旅行(下)

前篇:「我來自巴勒斯坦,出生就是難民」:一趟永難回頭的單程旅行(上)

茶喝畢,睿理放下茶杯,小心翼翼的將寶貝女兒放進客廳裡的嬰兒搖籃,輕柔得沒有一點聲音。

定居加拿大,並非一種「選擇」

「很多人問過我,為什麼選了來加拿大定居?然而,這個問題忽略了一個核心──對我們巴勒斯坦難民來說,大部份的時候,從來都不是我們『選擇』了什麼,而是命運和現實的狀況,逼著我們做出決定。這並不代表加拿大不好,只是,我從一開始,就不是擁有選擇權的那一端。」

睿理的這一席話包含多重背景脈絡:其一,是因著在近幾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後引發的歐洲難民潮,讓許多原本對接受難民抱持開放態度的歐洲國家,紛紛表示經濟與政策上吃不消。

另一方面,在新任總統川普上任後的美國,其反移民、築高牆的口號越演越烈下,再度引來新一波種族歧視、新納粹主義力量的崛起。信仰伊斯蘭與阿拉伯裔的身份,使睿理認為美國並不適合成為他能安身立命、成家,並受到公平對待的地方。

其二,則是加薩走廊長期在以色列軍事封鎖下,沒有人身自由,加薩人不得任意離開出境。且唯一能讓加薩人通關、與埃及接壤的拉法赫(Rafah)邊境,因著 2013 年埃及政變,軍政府取得政權,塞西接任總統後,欲壓制在國內與哈瑪斯關係密切的穆斯林兄弟勢增,在 2014 年他正式上任後便越來越少開關放行。

而即使會通關放行,也往往是毫無預警的,沒有人知道下一次開關是什麼時候,也沒有人知道自己的名字會不會出現在下一批獲准上路的名單上。

睿理點開手機裡的 Youtube 頻道,播起阿拉伯世界無人不知曉得黎巴嫩歌手──菲魯茲(Fairuz,فيروز)的音樂。

菲魯茲的音樂乍聽慵懶,然而她那低沈渾厚且獨樹一幟的唱腔,卻擄獲了所有阿拉伯人的心。據說在她事業最高峰的時期,每天早晨,在黎凡特區(Levant),家家戶戶的收音機裡都會傳來的菲魯茲歌聲。

「我爸爸從我小時候起,總是在早晨時播起菲魯茲的音樂,那時候,我總聽不懂她的歌聲裡所傳唱的,不只是音樂的故事。直到我離開家後,才慢慢理解在句句歌詞和音韻裡,她用樂符所表達的,對自己國家的愛。」睿理低聲,好似自言自語的解釋著。
原來,這抑揚頓挫、韻味十足的嗓音,乘載的更多是睿理對家鄉的思念。

一趟巴勒斯坦式的單程旅行


2011 年,拉法邊境。圖/ymphotos@ShutterStock

「這趟離開(加薩)的旅行,從 2016 年 2 月13日,從加薩開始,一直到 5 月29日,我才真正地踏上加拿大的土地。」

睿理嚥了嚥口水,開始講起這段「旅程」:

「對世界上許多人來說,旅行就只是買張機票、打包好行李、帶好護照。但對我們來說,那是一個未知數,你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可以走,更不知道走了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再回來。」

2016 年 2 月12日的上午,加薩的大街小巷,人們口耳相傳起一個消息──接下來 3 天,拉法赫邊境要放行了!

睿理在同一天接到一通行政人員打來的電話通知:「收拾好你的行李,明天早上準備出發了,你被安排在八號加薩離境巴士上。」

「接到電話的當下,我的心情很複雜。或許我是快樂的,就像每個在加薩苦苦等待一個機會離開許久的年輕人一樣,我對於即將展開的旅程感到興奮;但同時,我也感到害怕,我愣在原地不斷反問自己:『現在我該做什麼?』

畢竟,我要『離開』了,我不是只是要去『旅行』而已,我早已立下決心,若加薩的狀況不變,我是不會再回來的,那現在,我該做什麼?我該準備什麼?我該向誰道別?我只剩下不到 24 小時就要離開了,我該和誰見面?然後,我該怎麼向我的家人開口?我要怎麼告訴我最愛的家人們,我要『離開』了?那種千頭萬緒,卻毫無方向的感覺讓我感到慌亂無比。」

睿理頓了頓,嚴肅而猙獰的臉上看得出他努力地擠出一絲微笑:「你知道嗎?僅管隔天早上要出發了,但我連個行李箱都沒有。」

睿理第一個把消息告訴了母親,兩人一起去市集買了一只行李箱。他開玩笑的說,這便是加薩人的「旅行方式」,不會有任何事先通知,預先準備的機會。

「回到家後,母親幫著我一起打包行李。我挑了幾件衣服放入行李箱,看著衣櫃裡已經裝不下行李的滿滿衣物,我對母親說:『等我出去後,你就把這些衣服拿去分送給有需要的人們穿吧!』

母親拒絕了,淡淡的說:『你還會回來,這些衣服你還會繼續穿啊。』

我當然知道她那句話是什麼意思,但我不忍心多說什麼,也不願意多想,看著她在眼眶打轉的眼淚,我趕緊跟她開玩笑:『我當然會回來啊,我剛剛的意思是,就算有天我回來了,也不會和現在的身材一樣了,說不定我變太胖或太壯,這些衣服也穿不下了!』」

說到這裡,睿理停了下來,低頭久久不語,那陣沈默好深,當他再度抬頭時,快速地用手抹了抹臉上滑下地淚。

「打包了行李,距離出發我只剩下不到 12 小時了,老實說,至今我還是不記得,我離開前究竟有沒有和我已經出嫁了的妹妹見到面,還是通了電話?那 12 小時內,實在發生了太多事。

我完成了手邊幾樣工作,和幾個親近朋友短暫會面,然後打給了我的老闆,告訴他我明天將出發。他沒有多說什麼,只告訴我他給我最高的祝福,希望我一切平安順利──這是加薩人之間的默契,每個人都知道,這裡的未來太過未知,一切改變都不是我們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或能事先向公司遞辭呈的。」

加薩、埃及,與自由的距離

清晨 5 點,睿理的母親將他叫醒,早餐早已備好,要接睿理去搭過境巴士的計程車很快要到了,這時,母親再也忍不住地開始大哭。睿理始終忍著不讓眼淚掉下,也忍著不讓哀傷的情緒更加深母親的傷痛。

在八號離境巴士上,睿理和其他 108 個乘客──有的是小孩,有的是老人,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原因準備啟程,擠在原本只能乘載 45 人的空間內,或站或坐的挨著擠著,在埃及的關口前等待了整整 12 個小時,年紀還小的孩子與嬰孩們,都因為太過勞累又不舒適而大哭尖叫。

然而,當天晚上 9 點,邊境人員告知他們明天早上再回來,今天可通關的人數已達上限。

「我打電話告訴我的家人這個消息,搭了計程車回家,好讓我的家人可以和我再多相處幾個小時,隔天清晨再度出發。這次我母親沒有哭了,我想這應該是當加薩人的一個小小好處吧,我們常常被通知出關了,然後到了關口又被送回家,這次我母親也比較有心理準備了。」睿理不改個性,儘管眉頭緊皺,仍說著玩笑。

第二天,睿理搭上的八號公車終於順利出境來到埃及一端。全部的人都被留置在埃及的等候大廳內 24 小時,等候大廳只有寥寥數隻椅子,沒有餐廳吃飯也沒有床鋪睡覺,連唯一的廁所都因為不堪 500 名等候的人使用負荷而故障。

每個人能做的,只有與身旁的陌生人聊聊天,等待自己的名字被埃及海關叫到,其餘的時間,還是等待。因為怕睡著而錯過自己的名字被叫到,幾乎每個人也都是徹夜無眠的睜眼等候。

「終於,我的名字和其他幾個幸運的人一起被埃及海關叫到了。我終於搭上了前往開羅機場的巴士,儘管這趟巴士旅程仍不安穩,因著西奈半島的局勢,幾乎是每數公里我們就得下車走路,讓士兵搜索檢查一次。

但到現在我仍舊記得那一幕──飛機起飛降落,當我走出目的地機場的那一瞬間,我抬起頭,直視那片湛藍的天空,我不願低頭,就這麼一直看著天空。久久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已經離開了,不敢相信,我終於開始能夠對自己的生命擁有自由的選擇權力。」

「腳踏車難民」的終點站

圖/Cynthia Wang 攝影

睿理在計畫離開加薩前,已申請到美國的旅遊簽證,依著他的計畫,他先在馬來西亞度過北美太過嚴酷的冬天,等到夏天時再抵達美國,自美國進入加拿大申請政治庇護。

「在這裏(加拿大),我的朋友們的笑稱我是『腳踏車難民』,因為我進入加拿大的代步工具就是一部腳踏車。我其實也不知道這想法怎麼出現的,但我降落在美國前,就在網上買了一部小小的折疊腳踏車,我決定要從紐約甘迺迪機場出發,一路向北騎進加拿大。」

睿理花了三個星期來到北邊兩國邊界,在跨越的那天騎著腳踏車連續 8 小時不間斷的總算抵達了加拿大魁北克省,然而,手機內的美國電話卡也因此失去了網路訊號,地圖上只剩一片空白,前不著村後不著店,一片荒郊野外裡,睿理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何處。

「在我這段旅程裡,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人,便是在那時我毫無頭緒時,開過我身邊停下的一對夫妻,他們聽到我打算騎往蒙特婁的計畫捧腹大笑起來,也是在那時我猜到,蒙特婁距離我當下的位置可能還很遙遠。

他們告訴我,我今天真走運,他們也正巧要去蒙特婁找朋友,於是豪爽地邀請我一起同行。雖然我們兩方素未蒙面,但他們對於我是誰,從哪裡來,要去哪,完全沒有任何懷疑或歧視,我們平起平坐的聊了整段車程,午餐時分,他們特地找了一家肉汁奶酪薯條(Poutine)餐廳,向我大大推薦來加拿大絕不能錯過這一味。

最後,他們把我送到了蒙特婁市中心凱薩琳街上的麥當勞店前,互道再見。我現在回想起來依然很後悔,自己當初沒有向對方留下聯絡方式。」

睿理自蒙特婁聯絡上了唯一在加拿大認識的兩位朋友,因著朋友的幫助下找到住宿,輾轉來到了在安大略省與多倫多相距不遠的漢米爾頓市──也是兩年後的今天,睿理成家之地。

在人人平等的國度成家立業

找到安身處後,在紅十字會與法律援助中心的協助下,睿理的案子在同年 8 月18日得到法官批准,成為加拿大法律保障下的政治庇護難民。

然而,儘管隨後取得工作簽證,睿理卻經歷了很長一段投履歷嘗試無門的碰壁期。整整一年後,才在睿理不願放棄,四處嘗試、精進自己的努力下,成功的錄取了在安大略省政府的教育部部門擔任數據分析師的公職。來到加拿大兩年後,睿理終於擁有足夠的薪水負擔貸款,與妻子買下房子,迎接女兒出世。

「相較於我所聽到的、定居在他國其他巴勒斯坦難民朋友的經驗,我最感謝加拿大的一件事,莫過於他們給我的『平等』與『人權』。在這裡,我可以為自己做選擇,而只要我願意付出努力,我就可以得到收穫。身為一個難民,仍能在入境後 3 個月內拿到工作簽證,並現在給我在省政府工作的機會,便是最好的證明。」

問如今成家立業的他,未來有什麼夢想?他想了想後,答道:「加薩這個標籤,使我雖身為巴勒斯坦人,卻從未有『權利』旅行到被以色列佔領的巴勒斯坦土地上。若有天我能拿到一本『自由』的護照,我想買張回巴勒斯坦的機票,親自去看看,那些旅人口中的『我的國家』是什麼樣貌;我想回到在隔離牆與槍炮駐守的加薩邊境外,那個屬於我的祖父、我的家族世代成長的『家』。」


圖/Cynthia Wang 攝影

「我將時時刻刻為『難民』活著」

由於這幾年加拿大接納了比以往更多倍的難民人數,使得整個行政速度降低了許多,睿理目前仍在等待收到正式居留證,在加拿大的身份,也依然是『難民』。然而,難民這個身份對睿理而言,已經不再只是一個媒體或任何人加諸在他身上的刻板印象,也不再只是代表著他「無家可歸」的處境。

「我深刻的理解到,即使當我有天拿到居留證或公民國籍,而不再擁有『難民』的身份時,我仍會將之存放在我的心裡。因為,這是個代表著我永遠的身份認同,這代表著我身上流著的血液、我的家族家人,也代表著一個必須被世界正視的問題──我來自巴勒斯坦,我們巴勒斯坦人依然生活在以色列的殖民佔領與種族隔離下,我們仍在為自己最基本的自由與人權奮鬥努力著。

『難民』的意義必須一直被我們每一個人背負在身上,我們必須用力地為這個名字活著,也時時的提醒自己,提醒身邊的人,和這個世界,難民不是個單純的頭銜,也不只是個身份,他是那些曾經擁有家、和你我一樣享有人生自由權力意志的人們,因著世界的不公不義而被奪取了權力。

問題永遠不會是在因為幾個國家願意慷慨地接納保護難民而消逝,他必須從根治起,──那些戰爭的源頭,那些殖民的現實狀況。只有我們正視難民的源頭,才能夠讓這個『問題』,真正的能夠在未來被和平的解決。」


睿理兒時在利比亞。圖/睿理 提供

執行編輯:莊承憲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Cynthia Wang 攝影

畢業就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