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巴勒斯坦,出生就是難民」:一趟永難回頭的單程旅行(上)

「我來自巴勒斯坦,出生就是難民」:一趟永難回頭的單程旅行(上)

「離開加薩,是我做過最痛苦的抉擇。」手中抱著甫出生三個月的寶貝女兒蘋蘋,睿理緩緩地說起自己這段「求生」的故事。他時不時低頭親吻女兒的額,緊緊環抱她的、那雙強而有力的臂膀不曾鬆懈,疼惜憐愛之情溢於言表。

31 歲的睿理,來自巴勒斯坦的加薩走廊,2016 年隻身來到加拿大,成功申請到政治庇護,成為加拿大境內 20 萬人口的「難民」之一。

然而,「難民」這個身份標籤,對睿理來說,早已不是新鮮事。

出生即難民:屬於 70 萬巴勒斯坦人的流離

「我一出生(1987 年)就是『難民』——更正確一點的說,我的父母和我的兄弟姐妹,我們都是一出生即難民。

我的家族來自於黑哲督鎮(Ashdod,阿拉伯文為 إِسْدُود ,現為以色列屯墾區),在 1948 年時以色列軍人來到那裡,我的祖父自此被驅逐出家園,毫無去處下只好帶著一家老小逃到了加薩走廊,成為聯合國名單上的難民。」

1948 年,以色列以回到舊約《聖經》裡屬於猶太人「應許之地」之名,在列強扶植下,在時為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國──他們發動了大量的屠殺,驅逐了原本世代成長、居住於此的巴勒斯坦人。一夕之間,近 70 萬名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被迫逃離家園,遷徙至鄰近阿拉伯國家,暫居在臨時搭建的難民營裡。

然而,這個「暫時」,至今已逾 70 年。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間,土地主權的糾葛非但沒有解決,反而越演越烈;即使一甲子內,歐美國家多次嘗試介入,擔任起和平會談的中介者,仍無法阻止以色列逐年壯大的軍事殖民佔領。

高高的隔離牆將巴勒斯坦的土地切割得四分五裂,年年不間斷擴建的猶太屯墾區,像是昭告天下:巴勒斯坦的建國路,早已步入了死胡同,再也找不到其他出路。到不了終點,也回不了起點,只能迷失在原地,等待未知。

「我父母在我出生前就來到利比亞定居,當時巴勒斯坦經濟狀況慘烈,我父親在利比亞找到教職後來此,生活狀況還算穩定。因此,在還沒經歷過以色列軍隊的殖民壓迫前,『難民』這個標籤對我來說,一直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畢竟,我們一家人一出生就都是難民了,接受這個頭銜就好像接受我是巴勒斯坦人一樣的自然。當時,我並不了解難民的意義。」


現在的黑哲督成了以色列屯墾區,面貌早已今非昔比。圖/Shutterstock

懂得「流離失所」之後,決心用所學奉獻家鄉

直到睿理 8 歲時,格達費政府下令驅逐當時境內所有的外國人,他的父母帶著哥哥、兩個妹妹和他一同遷回加薩,他才一次真正理解什麼是「流離失所」:「在埃及的沙漠裡,我們用棉被和毯子搭成帳篷──有點類似現在我們在新聞上看到、或一般人想像的戰爭難民營裡的帳篷──住了 15 天,才獲准自埃及回到加薩。」

因為難民的身份,一家人回到加薩後,便住進當時人口密度居冠的賈巴利雅難民營(Jabalia Camp)裡。在加薩,拿著聯合國發給的難民身分證,他們才得以領取各項補助,包括醫療、日常生活用品與食糧等等,而睿理與兄弟姊妹也都是在聯合國贊助的免費學校受教育。

回到加薩後,我才知道『難民』是跟其他人不一樣的,我開始討厭別人說我是『難民』,因為那意味著我並不屬於這個地方。我到現在還記得,當聯合國記者來採訪我祖父時,他拿出一把鑰匙,那是他在黑哲督的家的鑰匙,他一直謹慎保存隨身攜帶著,因為他堅信自己總有一天會『回家』,自那時起,我才知道,自己身上背負的難民標籤,意味著我還有另一個家,而我們尚未『回到自己的家』。」

在理解了自己肩頭乘載的使命與巴勒斯坦的歷史後,睿理決定要努力充實自己,好讓自己有一天有能力幫助自己國家的人民。他認真地念書、工作,終於在大學畢業後順利爭取到馬來西亞念 MBA 學位的機會。

抱著返國貢獻的信念,睿理在獲得學位後回到加薩,廣泛的人脈和努力不懈的精神,讓他回國後不久便獲得許多人人稱羨的工作機會,不僅年紀輕輕就擔任了 NGO 組織的企劃經理,還同時兼職大學的課程講師與研究人員。


在加薩擔任 NGO 計畫經理的睿理,正在與同事進行田野調查。圖/睿理 提供

馬來西亞留學:嚐到「身為難民」的不自由

回到青年失業率超過六成的加薩裡,睿理身兼多職,收入高且穩定,理應感到意足。然而,他卻開始萌生離開的念頭。

「我在馬來西亞念書的那幾年,算是我人生很大的轉捩點。

在去馬來西亞前,我從沒想過自己有天會想離開加薩,畢竟,我愛我的國家,我希望自己能夠貢獻自己的能力為國家效力,再加上,我最愛最愛的家人都在這裡。

但,馬來西亞的日子讓我理解到,那些我被奪取的『自由』的滋味。第一次,我得以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地各國的朋友,我第一次能夠『旅行』到別的國家,也是第一次,透過旅行,我看見這世界的『歧視』與『不平等』是怎麼回事。」

睿理談起自己好幾次和在馬來西亞遇見的歐美朋友們於東南亞各國旅行時,朋友手持的護照總是暢行無阻,甚至不須申請簽證。而自己,卻總是因為護照上印著巴勒斯坦的字樣,而處處受到刁難與阻饒,從沒有一次出入境時,他能順利通過,而不會被請去小房間質問。

「我想申請去菲律賓的簽證時,駐馬大使館不斷告訴我,我得去『以色列』裡的菲律賓使館申請,儘管我一直告訴他,我來自加薩,我不能去以色列,對方仍舊無法理解這個『來自加薩』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也是那時候,我了解了,即使我離開了加薩,我仍舊沒有離開加薩──只要巴勒斯坦仍舊活在以色列殖民佔領下,我們的人權就不會有得以伸張的一天。」

最艱難的決定:離開加薩

加薩走廊在 2007 年開始由哈瑪斯政權掌管,哈瑪斯政權在看見法塔赫政黨領導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長年遵循的和平退讓主義無效之下,主張須以武力抗爭以色列的殖民統治,由於手段激烈,又多次在起義抗暴時祭出自殺炸彈攻擊,而被以色列與西方國家貼上「恐怖組織」的標籤。

在其與法塔赫政黨分裂統治加薩後,宣告不承認其正當性,藉故順勢關閉加薩陸海空邊境,重兵看守,展開逾 10 年的封鎖,加薩人沒有特殊原因或管道,便無法離開,許多人因此失去醫療救助、海外工作或求學的機會,更遑論「旅行」這樣的奢侈享受。

10 年來,加薩的狀況每下愈況:在三次戰爭後,平民死傷慘重,大量建築遭毀壞,機場、發電廠皆被炸毀,使得加薩供電量在今日每天不過才四到六小時,水源 90% 受到污染,整體生活狀況已被聯合國列為陷入人道危機的水準線下。偏偏在限制進出口的情況下,重建工作始終難以進行。

「在馬來西亞,至少我還能短暫的感受『正常人』的生活。從馬來西亞回到加薩後,我立刻經歷了 2014 年的戰爭,而我也發現自己再無法用同樣的眼光看待加薩的生活。

一天只有幾小時的電,天黑斷電時,我的世界就只剩一片漆黑,除了和家人朋友坐在門外聊天以外,也沒什麼太多娛樂或餘興活動可做。很多人羨慕我有個好工作,但我賺了那麼多錢,根本沒什麼地方可以去沒什麼事情能讓我花錢啊。我只好更加沒日沒夜的工作,至少工作讓我可以有個目標,能夠保持理智──好像只要不斷的忙碌專注於工作,我就可以暫時忘記加薩生活的苦。」


2014 年 8 月 18 日,以色列坦克在加薩邊境上進行「保護邊緣行動」(Protective Edge)。圖/LightField Studios@ShutterStock

於是,3 年後,睿理做出了最艱難的決定──離開加薩。

「下這個決定對我來說很痛苦,因為這代表著我必須離開我的家人。我和我的家人關係十分緊密,尤其是我和我的母親,我總是幫忙她煮飯和做一切家務事情,即使有時候我的親戚們總笑我是『黏踢踢』的『媽寶』,一點沒有個『大男人』的樣子,我也不在乎。

那些加薩『黑暗』的日子裡,最令我懷念的快樂時光,就是那些在我下班回家的午後,和我母親一起坐在門外喝熱茶、搭配著餅乾與甜食一面吃,一面聊天的時候。」

「希望我的孩子,享有選擇的自由」


圖/Cynthia Wang 攝影

睿理說到這裡,停頓了下來,突然起身走入廚房。

不久後,陣陣茶香傳來,那香味還是和著鼠尾草的──那是一種巴勒斯坦最常見的煮茶方式,由紅茶包配上幾根風乾的鼠尾草一併滾熟,帶著特殊的氣味,不知不覺讓人產生再度嗅到巴勒斯坦乾燥夏日的泥土味之錯覺。

仍被他緊緊抱在懷中的小女兒蘋蘋,早已安穩地睡去。啜了幾口茶,睿理摸摸女兒小小的臉,再度開口:

「促使我做出離開的決定,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將來必須受跟我一樣的苦,我不希望他們和我一樣必須活在殖民佔領、戰爭與死亡的恐懼裡,我更不希望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會因為他們的出生背景、護照上印製的身份而飽受歧視。我想讓他們擁有『自由』,一份人生而平等享有的『為自己做選擇的自由』。」

下篇:「即使來到加拿大,我也會將『難民』和家鄉放在心裡」:一趟永難回頭的單程旅行(下)

執行編輯:莊承憲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Cynthia Wang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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