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改變世界,但要改變現狀」:一個在印度創業的中國記者的回鄉手記(下)

「我們不能改變世界,但要改變現狀」:一個在印度創業的中國記者的回鄉手記(下)

撰文:胡劍龍

前篇:一輩子,都是在地上打滾的人:一個在印度創業的中國記者的回鄉手記(上)

階層

大伯的喪事是父親一手張羅的。他去世時,他的大兒子、我的大堂哥在海南,另外兩個兒子分別在貴州和湖南。

父親在村裡當會計,春節前,為了幾十塊錢的排灌費,大堂哥到我家,和父親起了爭執,差點把我家桌子掀了。

大堂哥已不年輕,50 出頭,但還像年輕時一樣莽撞衝動。我讀小學三年級那年,縣裡特警在夜間摸進我們村,大堂哥和十幾位青年人被一網打盡,成為縣裡著名的「流氓團夥」,他們還因此上了《知音》雜誌。

在 90 年代末,在老家,村村之間的械鬥仍很普遍。大堂哥和他那些同案犯們,無一例外都是狠角色,不占上風從不甘休。犯罪事實中的一條,因一起瑣事,打到鄰村,把對方的房子拆了。

大堂哥們囂張跋扈地去拆人家房子時,少不了我們這些跟者的「尾巴」。家裡人一度非常擔心我,怕步大堂哥的後塵。

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春風以不可阻擋之勢吹到村裡,年輕人的精力才被消耗到流水線上。

如今,在適應了城市節奏後,我的堂哥和同齡人,也小有成就,大多在沿海地區經營早餐店。在村裡,我常常被一種不真實感籠罩,我的歸屬該和他們一樣,在深圳或者廈門的街頭賣早點。
其中的機緣,或者只能由命運解釋。就像我的前同事袁淩所書,命運像是一副巨大的篩籃。

這也只是我這樣鄉鎮青年的矯情。

但從家鄉出發,我沒有上過學的母親,扛著被褥行李去深圳養鴨;從家鄉出發,我的兄弟們在深圳的工廠邊擺起一個早餐鋪子。從家鄉出發,我不管是途經華盛頓,還是新加坡,如今在印度班加羅爾做一個要面向亞洲區域的科技媒體。這並無本質差異。

或許是因為來自中國最底層,我仍然不適應印度分明的等級制度。

帕拉維·艾亞爾曾是《印度教徒報》常駐北京的記者,她曾撰寫《煙與鏡:親歷中國》一書。在書中,她寫到一對在胡同裡掃廁所的安徽夫婦,他們並未因自己的工作而覺得低人一等。

而在印度,工作依然和身份有強烈的關聯。在班加羅爾,如果你工資超過 2,500 元人民幣(約台幣 11,170 元),就可以請得起一位傭人做飯、打掃衛生。因為他們的工資只有 200 元到 300 元(約台幣 894-1,340 元)。

與中國保姆不同,印度傭人具有天然「低人一等」的意識。譬如,我們在聚餐時,曾多次邀請印度傭人和我們一起享用,但從未成功過。

在中國,當下不平等的根源或許來自戶籍制度,而在印度,仍與敏感的種姓問題有關。

回老家前一周,我在印度北部旅行,在顛簸的鄉村公路上兩邊,油菜花已經盛開,田間散落兩層磚樓,像極老家的風景。

在比哈爾邦邦的菩提迦耶,我待了 4 天。白天,我在小鎮上的一間咖啡館內工作,傍晚到菩提樹下靜坐。菩提迦耶之於佛教徒,就像麥加之于穆斯林。佛祖悟道的菩提樹,依然枝繁葉茂。後來的佛教徒們,在樹下修了摩訶菩提寺。

立在摩訶菩提寺門口的一塊碑銘,記錄著佛祖一句平淡無奇的話:人是否成為婆羅門,唯一能決定的,乃他在世的行為,而不是出生。

佛祖出身刹帝利種姓,僅次於婆羅門。他在 2,000 多年前就試圖實行平等革命,而至今,這對印度底層出身的人而言,仍是桎梏。

圖/Shutterstock

你在印度挨打過嗎?

正月初三,離開老家去岳陽東站坐高鐵,姐夫在開車,我和姐姐坐在後排。她問我:「還在印度待多久?」

無論在中國抑或印度,這是我遇到的最頻繁的問題。我常犯難,因為口袋裡並沒有具體計畫,某年某月離開印度。

但提問者,無論中國人還是印度人,背後隱藏著一致的假設:印度只是我的中轉站,此地不宜久留。看看多少印度裔在美國吧。

中國人對印度的盲目厭惡和優越感,則來自印度糟糕的衛生條件、時刻處於失控狀態的交通狀況以及駭人聽聞的強姦案件。

中國和印度互為鏡像:中國基礎設施的進步確實令人震撼。即便我們老家偏僻的湖鄉小村莊,自來水、公路已經通到每家每戶。父親說,今年村裡會通上管道天然氣。

而在班加羅爾,即便市區最繁忙的商業街 HOSUR 路,也是坑坑窪窪。別說管道天然氣,我在班加羅爾的家裡做飯,只能買液化石油氣。而買一罐新氣,你需要提前一周向加氣站申請。

即便如此,每次在中國待上一周,我便迫不及待想回班加羅爾──這聽起來像是某種印度受虐症,但不得不說,中國中產階級的收入,可以讓我在印度過得遠比中國舒坦。

「在印度,儘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錢,就能生活得很滋潤。因此,大多數德里家庭,只要負擔得起,都會購買家用發電機以及在花園裡配備自用管井,以備停電、停水之需。員警工作不力,所以許多家庭都請了私人保安。」帕拉維·艾亞爾寫道。

在印度生活一年,她給我的回饋遠不止於此。

2017 年是中印關係數十年的低谷。自去年 6 月中旬,兩國軍隊在中國和不丹邊界對峙,一直持續到 8 月底。近 3 個月時間裡,甚至今年春節期間,仍不斷有人問我:那段時間,有沒有印度人打你?

我一直嘗試解釋,印度東北七邦的民眾,屬於蒙古人種。和我們長相幾乎一模一樣,因此,在大街上,很難分辨出你是印度人和中國人。

我沒有解釋的是,兩國關係不在狀態,但是我從未因中國人的身份,感受到普通印度人的敵意。
洞朗對峙期間,我從班加羅爾機場去孟買出差,經過安檢時,保安先是和我用日語打招呼,發現我是中國人後,硬是拽著我,要我在一張小紙片上,寫下 “ nihao “,教了他四五遍,才肯放過我。

在班加羅爾大街上,經常發生交通事故。和中國不一樣,一旦出現類似狀況,所有的人都會沖過去搭一把手。

這些在場的觀察,捅穿了我對印度的刻板印象。印度依然貧窮,但在一些方面,也值得中國尊重和學習。

我們要改變現狀

在印度,我也重新開始打量中國。

兩國關係緊張時,也未阻擋中國企業對印度的熱情。當兩國外交部宣佈對峙結束,騰訊就公佈了對印度最大電商 Flipkart 的投資計畫。

阿里在印度的動作更早。Paytm 號稱印度「支付寶」,目前估值僅次於 Flipkart,早在 2015 年,阿里就已注資 Paytm。

不僅僅是阿裡、騰訊這些巨無霸,今日頭條、滴滴、美團均已進入印度。中國資本和企業在正重新塑造印度的創投格局。

而印度的創業企業也開始對中國產生濃厚的興趣。2017 年 11 月,我在北京接待了印度最大的連鎖茶飲企業 Chai Point。我帶著它的創始人 Amuleek 去參觀了三里屯的喜茶店。我們三個人買了六杯茶,Amuleek 還把喜茶的杯子帶回印度去研究。

中國科技企業走出國門,進入印度、印尼和全球市場,在新興市場掀起波瀾。這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現象。但遺憾的是,中國媒體卻集體失語。

當資本跨境流動變成常態,中國科技企業變得更加國際化,中國媒體已被甩在浪潮之後。這造成中國和國外市場巨大的資訊落差。在班加羅爾的一年,我清晰看到這個巨大的裂縫,這也構成我創業的基礎。讓外界瞭解的科技發展,同時也幫助中國企業在全球化的道理上,提供有價值的資訊。

回印度之前,我在面試一位印度記者時,給他寫郵件說,我們現在從事的工作,談不上改變世界,但是,我們要改變現狀。

《關於作者》
胡劍龍
英文科技媒體 The Passage 創始人,暫居印度班加羅爾。第三世界的穿行者。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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