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輩子,都是在地上打滾的人:一個在印度創業的中國記者的回鄉手記(上)

一輩子,都是在地上打滾的人:一個在印度創業的中國記者的回鄉手記(上)

撰文:胡劍龍

臘月 27,我拖著一隻巨大的黑色行李箱,從印度班加羅爾回到湖北洪湖西岸的家鄉,這是我近 4 年來第一次在老家過春節。在鍵盤上敲打這篇文章時,我才意識到,過去 3 年的春節,我不是在世界各地旅行,就在準備去旅行。

2015 年春節前,規劃去剛果採訪,因簽證延誤,在燕郊的公寓裡,我度過了一個焦躁的春節。3 周後,在印度洋上的桑吉巴島,對著藍寶石一樣不真實的海面發呆時,我接到電話,通知我拿到去美國的獎學金。這是我「折騰史」的開端。

2016 年春節,在華盛特區北郊一個叫銀泉的小城,我給班上 10 多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和老師做了一頓「豪華」中餐。這是我頻密的旅行裡,難得的靜謐時分。

最近的 2017 年春節, 我在印度。但大年初一那天,我是在新德里去孟買的火車上,還是停駐在令我咳嗽不止的新德里,記憶完全失焦。總之,過去一年,我的生活,就像永遠不缺意外的印度火車,脫離了一個 35 歲中國年輕人的「正常」軌道。

如今,我生活在印度南部高原一個比北京還擁堵的新興城市,但我更願意稱那裡為家。而江漢平原上的這個普通村莊,是家鄉。更重要的意義,是我父母、奶奶和外婆依然生活的地方。

催婚,並非中國獨有特色

在我們村,我是正面典型,也是反面例子。

「好好讀書,就可以像叔叔一樣,去國外。」在不少場合,我被當著榜樣,展示給我的侄兒侄女(嗯,還有侄孫)。在他們面前,我是個符號,代表知識改變命運,或者寄託著村裡同齡人的單純夢想,去遠方,跳脫出當下生活的種種限制。

當然,我沒有告訴他們,國外也許並不是美國,還有可能是印度──一個由各種玩笑和蔑視組合起來的國度。

反面跟我未婚有關。小時玩伴裡,不少人的小孩快初中畢業了。

「什麼時候結婚?該結婚了!」在和鄉鄰碰面不得不打聲招呼時,這些玩伴永遠是最直白的。我不時在朋友圈調侃家鄉的催婚戲碼。其實,對待婚姻的態度,隨著閱歷見長,我變得愈發從容。男性角色或許給我了一些便利,更重要的是,我已從全人類高度認識這個像「難民」一樣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

催婚還真不是中國的特殊國情。

在印度,這個「問題」同樣令年輕人頭疼。索赫妮,印度知名女記者,來自加爾各答,我在新加坡亞洲記者專案裡的同學。

「你父母催婚嗎?」和她在新加坡的食客中心喝啤酒時,我問她。她說,就因為婚姻問題,她沒法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她選擇和祖母住在一塊。「和你不一樣,我們女性身體裡,成天有個鬧鐘在噠噠響呢。」很不幸,在印度,逼婚、催婚的壓力大多落在女性頭上(至於為什麼不是男性,後面會解釋)。

這次回鄉,父母和姨媽似乎達成某種默契,催婚調門不再像村頭的高音喇叭。臨走時,父親也只是旁敲側擊:「今年家裡需要重新裝修下嗎?」我不清楚這是表弟表妹們不斷洗腦的結果,還是鄉村社會的進步。

圖/Shutterstock

印度父母和中國父母

到家當天,母親指著院子裡晾著的兩條秋褲,說這是你姐給你買的。

事實上,從印度回國前,幾番和她通電話,我們在「秋褲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路線之爭。

在美國那年,我變成了一個時尚的、忠誠的「不穿秋褲主義者」。母親得知,零下十幾度的天氣裡,我竟然不穿秋褲,她嚇壞了。這兩年,我們沒為這個少吵,在她看來,「秋褲」維繫健康;「婚姻」則是安身立命之處,一樣都不可或缺。

自從我遊歷的國家越來越多,母親對外國的印象越來越抽象,但也越來越具體。在她眼中,外國分兩類:必須穿秋褲的和不用穿秋褲的。美國是前一類,印度是後者。無論在「秋褲」還是「婚姻」問題上,按照印度標準,我都是個不折不扣的忤逆子。

為什麼印度男性不存在逼婚的問題?主流價值裡,自由婚姻仍未被廣泛接受,包辦婚姻至今大行其道。給自己兒子物色一個合適物件,更多被認為是父母的責任。

不止一次,我問班加羅爾的年輕司機們,你談戀愛沒?都回答沒有。
我接著問,那你不著急結婚嗎?
司機笑笑,表示母親會給我找的。

如果說,印度司機寬容包辦婚姻,我尚能找出理由,譬如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觀念還沒開化。但印度精英階層、在歐美留學過的海歸,同樣不排斥包辦婚姻,就令我困惑不已。

另一位在美國的同班同學,2016 年 12 月,她弟弟在德里結婚,她專門趕回去。後來得知,她的弟媳是從印度相親網站上找的。不過,他弟弟在德國工作,他父母經營著他的帳號。類似情況在印度十分普遍。中國城市的父母在相親角裡為子女舉牌吆喝,印度父母的根據地則在相親網站,緊盯電腦螢幕。包辦婚姻背後,也折射著家庭的權力結構。在家庭方面,印度父母比中國父母享有更多權威。

回到家,我和父母說話,就好像在通電話。說不了幾分鐘,我們就當著面掛斷了。長時間的獨處和異國旅程,疏離感成了我個性中的新基因。一旦被濃烈的情感包圍,我變得很不自在。

不過,春節期間,無論我起床,還是入睡時,母親似乎永遠在廚房忙碌。我甚至吃到了自家地裡的新鮮蠶豆。4 月份收割時,母親把它們裝在塑膠瓶裡,急凍,在冰箱理裡待上大半年。等我和姐姐一家聚齊,然後解凍,和濃烈的散裝白酒一起下喉。

在湖北老家,春節少不了藕。為了讓我們吃到口感更佳的藕,母親沒有去市場買。去年,母親下荷塘,從淤泥裡挖出來幾十斤。

母親用她調製的食物和我對話,我們好像都習慣了這種對話方式──中國式的對話方式。

在地上打滾的人

和母親相比,我和外婆更近些。她已臥床 4 年多,精氣日漸暗淡。每次離開她,我都覺得,可能是最後一次了。回家的動力,相當大一部分來自她。

站在外婆床頭,家長里短,我更自然。反之,和父母的溝通,似乎還堵塞在青春期。

我大概算第一代留守兒童吧。

1995 年,我開始上初中,靠種十幾畝水稻,家裡入不敷出,更不用說我以後的教育。1990 年代開始,農業稅費開始在湖北急劇增長。同時,農產品價格低迷,農民開始大面積拋荒。這場系統性危機被學者溫鐵軍稱為「三農問題」,即所謂「農業、農村、農民問題」。

湖北作為傳統農業大省,糧食生產主要依靠腹地江漢平原,家鄉成為媒體解剖「三農問題」的切片,年年上南方週末頭版。給總理上書的著名鄉鎮書記李昌平,和我來自同一個鎮。

父母那時候出過最遠的門,是省會武漢。母親一個字不識,他們都不會說普通話。但是,1995 年春節後,父母決定去深圳養鴨,自此他們缺席我敏感的青春期。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雖然無法填補父母的角色, 他們成為青春期的在場者。外婆家離我家直線距離不到 200 米,她和奶奶的角色並無差別。

大年三十夜,外婆告訴我,她想回自己家裡過年,即使在女兒家住了這麼久,她仍不習慣。但是,如果她能站起來回自己家過年,恐怕也會失望,如今的年味已經很淡。

在老家,只有兩項鄉俗未被拋棄:三十晚上,吃頓年夜飯;初一那天,給在世的老人拜年後祭祖;幾年碰不到面的家族成員,在墳頭上一起燒紙錢、放鞭炮。

這項儀式對我有特殊意義。那些新添的墳頭,就像沉默之書,講述家族裡的變故:去年的新亡人是大伯,年前剛過世。 去年 9 月,在他家門口,我見過他最後一面。他那時剛做完手術,手裡攤著一本雜誌。母親說他腦筋和耳朵都不行了,我吼著問他,知道不知道我是誰?

他沒有猶豫,答出我小名。但是,後面任憑我吼什麼,他再沒答一句話。

我至今不解,他到底是如何認出我。

2000 年左右, 父母在深圳養鴨失敗後,他們到湖南瀏陽走街串巷收廢品。大伯一家也幹著同樣的營生。有回,去他們家串門,遠遠的看到大伯拉著一滿車廢銅爛鐵,正在上坡,身體幾乎要蹭到地面,伯母則在後面弓腰往上推。

這個情景令我震撼,2001 年我考上大學,多少與在瀏陽受得刺激相關。父輩們在異鄉的遭遇,提前催熟我。

上墳前,母親在廚房裡回憶,當年我去大學報到前,大伯還給我 50 元當路費。我不知道,這需要多少車廢品才能換回來。這有對知識的尊重,也有對我的期望。

剛到班加羅爾時,在一家臨街咖啡館,我和遠在美國的土耳其裔導師通過電話,她問我:「你如何克服內心恐懼,下這個決定到印度來的?」

正月初一,上墳時,我在燒紙錢,濃煙熏得睜不開眼,大伯母站在旁邊,不知道是和我還是大伯說話:「一輩子啊,都是在地上打滾打過來的。」

她意思是說,大伯一輩子都在打滾求生。這也是我要傳遞給我導師的準確答案,因為我也是個在地上打滾的人。

下篇:「我們不能改變世界,但要改變現狀」:一個在印度創業的中國記者的回鄉手記(下)

《關於作者》
胡劍龍
英文科技媒體 The Passage 創始人,暫居印度班加羅爾。第三世界的穿行者。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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