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標籤的過程,就是種撕標籤」,導演林君陽談《與惡》的拍攝心路歷程

「理解標籤的過程,就是種撕標籤」,導演林君陽談《與惡》的拍攝心路歷程

文/劉郁葶@校園大使

「殺人犯就該死? 精神病患都該被關起來?新聞媒體都很噬血?」《我們與惡的距離》在今年 3 月底上映後風靡全台,獲得觀眾廣大的回響與討論。導演林君陽在 6 月 4 號現身政大,分享競標、拍攝的心路歷程,以及背後「貼標籤、撕標籤」的理念。

導演林君陽說,《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提出了許多問題,是一齣「有能量的戲」。「拍的時候情緒很澎湃」,觀眾光隔著螢幕看就很印象深刻,在拍攝的現場,人事物都真實呈現在眼前,更能感受能量的爆發。

《與惡》在收視率有亮眼的成績,在討論上更引起廣泛的迴響,林君陽表示對這樣的結果感到意外。身在其中的創作者和工人,每日只是在做例行公事,並沒有預料成果。「如果看完片後,那些喜歡與不喜歡,大家都可以充分地對話,那麼它就是成功的。」

現場高朋滿座。圖/劉郁葶 攝影

生而為人,沒有誰是完美無缺的

回想起競標的經過,林君陽說很幸運能拍攝這齣劇。編劇呂蒔媛寫完劇本後,公視開始招標找製作團隊,當時有 12 組劇組競爭,林君陽的團隊最終脫穎而出。他回想當時的策略,一方面是有企圖地選進賈靜雯、吳康仁等演員,另一方面是對於劇本的看法很貼近編劇的想法。林君陽表示,他在競標的企劃書寫了一段話:「生而為人,沒有誰是完美無缺的。沒有全然的好人或百分之百的壞人,有的是掙扎在天秤兩端的各種慾望。」而這也是他拍這部片的初衷。

至於呂蒔媛寫劇本的初衷,則是來自於對於死亡的恐懼。「我們都不懂無差別殺人,這會不會發生在自己或小孩身上?身邊的人看起來很好,會不會哪天跑出去殺人,成為新聞的主角?」劇中的人物是真實存在於社會的角落,透過這齣戲讓他們因而被看見。

林君陽說,《與惡》是個平衡的劇組,每個人都能適度表達看法,沒有人很強勢,所有人都站在良好的位置互補。在拍攝前,團隊做了許多的功課,如大數據分析、田野調查,訪談精神病院、伊甸基金會、報導者,甚至實際待在電視台幕後。然而,拍攝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常常遇到明天要拍,今天還在改劇本的狀況。林君陽說,導演的看法很重要,「我的態度在哪?如何看待犯罪者?」這齣劇所探討的議題雖然沉重,但他希望最後拍出來是「療癒」的,「悲劇讓人嚴肅地看待事情,因為難過,看完後得到昇華」。

《與惡》的片中呈現了許多標籤,如死刑犯、精神病患、新聞媒體等。林君陽強調,「理解標籤的過程,就是種撕標籤,有些錯誤的認知就比較不會發生」。精神病患者在職場上如何飽受冷眼?新聞工作者面臨什麼難處?林君陽表示,讓觀眾知道這些標籤怎麼產生很重要,「先貼標籤再撕標籤,比較能和觀眾對話」。林君陽原本預期這齣劇會激怒觀眾,因為它呈現了許多社會上不被理解的人,卻意外得到不少正面的回饋,許多觀眾站出來分享新的體悟和理解。他指出:「這無關乎觀眾的素質,人性的理解好像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大」

在座談會尾聲,林君陽認為這齣作品是難得的成功經驗,往後很難再遇到全民追劇的光景。他點出,過去拍片會走通俗的路線,現在則較能掌握相對應的受眾,美學可以走得更極端。林君陽期許未來拍片時,「要對自己做的東西更有自信,對自己的決定往前推一點。」

會後學生請教導演。圖/劉郁葶 攝影

因為不了解,才會無意地建構起標籤

聽完演講後,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導演對於標籤的詮釋。其實在看與惡這齣劇之前,我抱持著很膚淺的想法,認為殺人犯的家人就應該被千夫所指、受到大眾的唾棄和譴責。直到看見李大芝一家對社會多麼歉疚,必須隱姓埋名、誠惶誠恐地度日,才覺得他們又何嘗不是受害者?為何必須由他們扛起家人所犯的過錯?他們的一生也等於被判了無期徒刑啊!此外,過去坐在電視機前的我,不明白為何電視台總是在用網路瀏覽器、行車紀錄器、監視器來報導新聞,直到看了這部片,才了解媒體為何會產出沒營養的內容,明白了閱聽人其實是導致媒體走歪的罪魁禍首之一。

我很喜歡導演說:「理解標籤的過程,就是種撕標籤」這句話。

每個標籤的背後,關乎到的是整個社會的體系,因為大眾不理解、不想去理解,才意無意地建構起這些標籤,每個人可以說是責無旁貸。當我理解標籤的產生後,往後看到類似的新聞時,就不會只是單方面地罵殺人犯、精神病或媒體,而是去思考:甚麼樣的社會結構導致今日的局面?如何避免類似的事情發生?多花點時間思考,和周邊的親朋好友分享看法,看似綿薄,卻是我們可以一點一滴改變社會的方法。

演講現場。圖/劉郁葶 攝影

宣傳海報。圖/取自網路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關卓琦

Photo Credit:(與惡導演林君陽 6 月 4 日於政大傳院演講。)圖/劉郁葶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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