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照問題是真實的國安問題:在陪伴我們家 6 年的外籍看護工不告而別後

長照問題是真實的國安問題:在陪伴我們家 6 年的外籍看護工不告而別後

藍人今天要來介紹 2 個在藍人生命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人,那就是藍人的阿公跟阿嬤。阿公今年 95 歲,阿嬤則是比較年輕的 77 歲,藍人 3 歲前都是在阿公跟阿嬤家長大的;在我心裡,他們兩個一直是我在外漂泊最放心不下的人。

每次菩薩生日、逢年過節,阿嬤都要煮一桌期待大家回家。圖/波士頓藍人 攝影

阿公與阿嬤的愛情,放在我的成長時代,也是相當不可思議:一個外省人跟一個本省人相親了,然後就一起走了一甲子。可是,怎麼走著走著,很多本來每天在做的事情變得越來越困難,他們就和絕大部分的人類一樣,一起變老了。

家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與生活,然而,很多事情阿公跟阿嬤已經沒有能力自己來做了。於是我們決定請一位印尼籍的看護工來阿公阿嬤家幫忙,幫忙照顧起居,也陪阿嬤聊天,這樣一待就是 6 年,中間續了一次勞動契約。

這位印尼籍看護工叫做安娜,在這 6 年時間裡,幫助我們的家人分擔了很多事情,舉凡幫我阿公阿嬤買菜、拿藥、攙扶、穿衣等等,她能知道我阿公一個小動作代表需要什麼,也讓藍人那個本來天天宅在家、孤單盼著子女回家的阿嬤,有了一個人跟她聊天、一起看電視、一起烹飪、一起生活。安娜的出現不僅僅代表多了一個分擔勞動工作的人力,對我阿嬤來說,更儼然多了一個家人、多了一個孫子。我阿嬤年輕的時候是給有錢人家做下女(女傭的日文漢字)的,也因為這樣,儘管我阿嬤沒有讀什麼書,卻特別能體會看護工的辛勞,視如己出。

6 年過去,記憶裡早已衰老的阿公阿嬤又更老了,身體在近兩年衰退的速度更是明顯,期間穿梭了幾次手術室和加護病房,身為家屬的我們也簽了幾次病危通知書。每一年藍人不在台灣的日子,都更加膽戰心驚,藍人心裡知道:我得儘快回基隆了。

就在近期,安娜與我們家的看護勞動契約到期了,安娜告訴我們,她要回爪哇陪小孩跟家人;雖然現在我們更加需要她,可是我們也理解跟尊重她的決定。離開台灣的前一天中午,大家還給了她紅包並且相擁而泣;下午,她說要出去街上(基隆人指市區)買些東西帶回印尼,便出門了,這就是我們最後一次看到她。

阿公跟阿嬤家的佛壇。圖/波士頓藍人 攝影

雪上加霜的長照困境

她剛不見的時候,大家很擔心她會不會去哪裡遇到什麼意外了,長年被失眠所苦的阿嬤當晚又徹夜難眠。人力仲介告訴我們:「等 3 天,3 天後要通報警察,不過大概是跑了。」後來,安娜遲遲不見蹤影,手機也打不通,Line 跟 Instagram 儘管能打通卻也不接不回。我們剛開始真的很難過,花了些時間接受仲介的說法:「她沒有意外,只是落跑了。」我們不理解她為什麼選擇不吿而別,感覺有一種深深的背叛感,被自己人背叛的感覺。

緊接著,我們面臨了一個血淋淋又赤裸的問題:根據台灣法律,家裡如果有逃逸外勞,必須等待 3 個月之後才能重新申請新的看護工,實際派遣到家已經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可我阿公跟阿嬤需要人看護卻是一天都等不及的現實。藍人的阿公因為年紀太大,腰上面有幾個骨頭已經脆化了,而且年紀太大不能開刀,每天光是從二樓走到一樓,別人只花 30 秒的時間,他得靠人攙扶走上 30 分鐘,連坐在椅子上站起來都需要人攙扶;阿嬤就像 52% 的台灣老人一樣擁有慢性病,前幾個月得了大腸癌去加護病房走了一遭,雖然平安出來,可是體力大不如前,時不時得去醫院看病以及洗腎。

這樣的情況下失去看護工的人力完全是雪上加霜:我們沒有 3 個月,每一個家庭成員都有自己原本的生活,也有對自己小家庭的責任義務,沒有人能放下自己的工作回到長輩家裡,頂多就是擠出一些零散的時間。於是,藍人媽擔起了這個任務的主要部分,經過一段時間,看護者筋疲力盡的副作用不斷摧殘藍人媽的身體與心靈,老實說,藍人不知道她還能撐多久。

阿嬤長年慢性病變形的手。圖/波士頓藍人 攝影

真實的國安問題

究竟,我們國家為什麼會讓一樣的問題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在 2018 年,台灣已經正式邁入高齡社會,65 歲以上老人高達 14.05%,我們小孩的出生率也在年年下降,在這個高齡化少子化的台灣,我們沒有人是局外人,遲早都會遇到這些問題。我們的阿公阿嬤很老,很快地,我們的父母也會老,你的酒肉朋友會老,波士頓藍人也會老,然後呢?說好的長照制度是否能更完善?年輕人不足,為賺生活費而奔走之餘,還要為照顧長輩承受身心壓力,這也造成出生人口持續下降的惡性循環。

在人工智能機器人還沒有普及之前,用外籍人力來補足勞動缺口是一個必要選項;然而,我們能不能更完善這個體系?人力管理訓練、文化衝擊教育、法律教育、監管制度等等能否更完備?我們剛認識安娜的時候,家裡的長輩們對她的文化唯一的認識就是「穆斯林不吃豬肉」,除此之外沒有更多;假使一個拿了這麼多利潤的人力派遣仲介能夠更專業,提供雇主與看護工足夠的法律知識跟文化學習,這樣便能大大降低雙方溝通和同理的門檻。

如果今天安娜知道她會害我們 3 個月不能申請新的看護工,她還會做一樣的決定嗎?在這個互聯網時代,外籍僱員能夠很簡單地透過 Line 群跟其他同為外籍僱員的朋友討論;但面對我們,安娜直到跟我們的勞動合同結束的最後一天,她才選擇不告而別,在合同 6 年間的任何一天,不曾給我們機會了解她的為難。

據事後了解,她會逃跑,是因為這次如果回去印尼就不能再來台灣工作了,而且黑工在台灣找工作並不難,薪水還可能比較高,這也造成了黑工問題的惡性循環。這個問題已經持續多年了,我們的國家能不能在選舉之外的閒暇時間裡做更多?能不能夠更有人性地提出制度面的改善?能不能更嚴謹地審核合法人力仲介品質?能不能在法治的基礎上更徹底處理非法滯留工作者以及非法人力仲介?藍人並不知道台北車站西區門戶計畫的雙子星大樓是不是牽涉國家安全,但是,藍人知道長照制度的落實跟完善,是真實的國家安全問題。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何承祐

Photo Credit:波士頓藍人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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