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服務的兩面刃:社群媒體是人權運動的救星,抑或黨同伐異的煽動者?

科技服務的兩面刃:社群媒體是人權運動的救星,抑或黨同伐異的煽動者?

撰文:辛西婭・黃(Cynthia M. Wong,人權觀察網路與人權部高級研究員)

如果臉書是一個國家,它的 20 億用戶,已經遠比世界任何國家的公民更多,這個國家受到既不透明又不可問責的不民主政權所統治。各種社交媒體已經成為當代的公共場域,背後由看不見的企業演算法管理,控制我們所得到的資訊,甚至我們的喜怒哀樂。社交媒體業者根據一套錯綜複雜的規則審查我們的一言一行,它們同時扮演法官和陪審團;它們還追踪我們在網路上的每一個數位行動,再從我們的數據中尋找賺錢商機,而我們往往不知不覺。

雖然網際網路在許多方面使人權運動如虎添翼,但 2011 年阿拉伯人民起義期間,對「推特和臉書革命」寄予厚望的日子,早已離我們遠去。大眾愈來愈了解,我們為換取看似免費的網路服務失去多少權力,對矽谷的信任感也隨之江河日下

科技產品與服務,也會侵害人權?

更可惡的是臉書公然報復批評人士:《紐約時報》2018年11月的報導令人驚覺,臉書竟不擇手段打擊索羅斯和「自由拒絕臉書運動」(Freedom from Facebook)等批評者,包括資助第三方散播抹黑與醜化對方的訊息。在回應該報導的聲明中,臉書承認曾要求公關公司研究批評者的動機,但否認曾要求傳播「假新聞」。人權觀察從不接受來自任何政府的資金,但我們曾由索羅斯得到資助。

事實令人難堪,但問題核心往往就在於科技商業模式。廣告驅動的免費服務本來就是為了吸引眼球,趁機收集海量個人數據,從你我的數據歸納出鉅細靡遺的個人特徵,然後對這些特徵進行分析,再把它賣給廣告商和其他第三方。

科技公司如何設計服務產品,可能對人權產生重大影響。各國政府、網路酸民和極端分子已將社交媒體轉變成武器,用來操縱輿論、散佈仇恨、欺凌弱勢煽動暴力。以聯合國調查員的發現為例,在緬甸軍方對羅興亞穆斯林的族群清洗行動中,社交媒體與仇恨言論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俄羅斯菲律賓政府都曾動員網軍散播假消息,對批評政府人士進行騷擾和攻擊。

與此同時,一再發生的大規模數據外洩事件,以及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不當獲取數百萬臉書用戶數據作為政治公關用途的醜聞,在在使人發覺我們對掌控自身數據多麼無能為力

圖/Shutterstock

用戶追求問責,需從商業模式檢討起

有些人正開始努力,追究科技公司損害人權的責任。歐洲聯盟已於 2016 年制定全世界最周延的數據保護規範,於 2018 年生效實施。該法規定科技業者應如何收集、使用和分享用戶個人數據,藉以強化用戶掌控自身數據的權力;其他國家也逐漸向這個模式看齊。我們可能還需要制定更多規則,才能保護隱私或防治其他損害,但我們也必須謹慎避免相關立法侵害言論自由,或反而鞏固科技業者對公共場域的管理權。

為此目的,歐盟已針對不利競爭行為發動反壟斷措施,臉書即將因為數據處理不當而遭到調查罰款。美國倡議團體也正在設法透過類似戰術,打擊不利競爭行為。同時,有些投資者正在向企業施壓改善隱私政策,臉書已同意建立獨立評鑑制度,解決其服務平台上的種族歧視煽動暴力問題。聯合國專家也向企業發出呼籲,接受其他形式的第三方人權審核。就連科技業員工也開始組織起來,確保他們打造的產品不被濫用。

前述各種努力是好的開始,但可能還不足以挑戰早已根深柢固的商業模式。社交媒體演算法的設計本來就是為了極大化「用戶參與」──我們的點擊、按讚和分享──以便從我們身上收集更多數據,創造更大的廣告效益。但在刺激參與的同時,企業可能也在助長社會怨恨和兩極對立。演算法可能會鼓勵那些最具煽動性、黨同伐異的內容,因為這種內容最容易被按讚和分享。

廣告系統使企業能將社交媒體上的廣告微觀定位到特定的用戶族群,但同時也讓政府和網軍可以操縱公眾。為達成利潤目標,社交媒體公司還必須持續吸收更多用戶。但他們有時急於搶佔市場,沒有充分了解所在的社會及政治環境,以致對弱勢群體落井下石。或者,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政府會以犧牲用戶的言論自由與隱私,做為企業的准入條件

罪惡之源可能就是以「免費」廣告驅動的商業模式,一些社交媒體、電子郵件、搜尋引擎和其他服務商就是靠著它發展出巨大宰制網。這種商業模式也阻礙我們解決以數位科技為媒介的人權損害,從不受審查的數據收集到社交媒體的演算法詭計。

如果規管機關、投資者和用戶真的追求問責,他們應該施壓要求更徹底檢討科技產業部門的商業模式,尤其是社交媒體和廣告生態系統。如果科技業者真的想要重建用戶信任、維護用戶權利,它們就該好好反省自己的技術和商業模式所造成的傷害。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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